当我与里德尔一起坐在餐桌前，家养小精灵正将盘子摆在餐垫上。一楼餐厅的枝形吊灯已经有些年头，里面的钨丝把上层玻璃熏黑，灰尘藏在细小的裂缝里，将原本就不光亮的吊灯紧紧拢住。
当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点烈酒。等瓦里西拼命把我摇醒的时候，我正站在河床上。那时候我的大脑还在发热，心里想着，我，正在毫无痛苦地化作蒸汽。
只要别人不来打扰我，只要一小会，我心想，任何人都无法给我添麻烦了，我也不会带给人任何麻烦。我会变成从树梢上升起的蒸汽。
栅栏外面的大狗又吠叫起来。在恐惧、回声和夜晚寂静的作用下，狗的叫声就像是敲响的锣鼓。
汤姆·里德尔正坐在餐桌前面，他的白色茶巾仔细从杯子的玻璃花纹上滑过，不放过一丝一毫可疑的沉淀。
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写字台上。桌子上打开着一本关于欧洲战争的记录，那是比车臣更加久远的东西，但是战争总是战争，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繁衍。
车臣将数万人的死亡带到欧洲的公路上，而记录翻开处却是翻译沃兰德的序语。
我们读这篇文章，大脑处理一个又一个字母：
1965年发生的事将主导南亚至少五十年！
我们再读下去：
露西出生在1965年，他说，如果她是个不懂得拒绝的女孩，到1980年，她的命运将展开枝桠。
这是个并不重要的信息，我们的大脑现在遗忘它。在颤颤巍巍的字节中，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游行在思维的街道上。
里德尔在乎的是1995年，而果实的孕育是在1992年。
他说：“如果我想到举办一场宴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到场。”我回答。
而在这一天的晚上，他同样问出这个问题。连带着，他问道：“怎样才能使每个人都到场？”
“给他们发邀请函，邀请函里再夹上一张优惠券。”我回答他。
我以为里德尔会对战争记录中的景象感到迷惑与震惊。毕竟，麻瓜一场战争所消耗的人数就是英国巫师的总量。
我以为他会这样，我们相处的经验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话题从未被提及，直到我自己提到战争。里德尔问我，这几年跟从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说：“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处的。在神秘人那里，我只能想到无穷无尽的疯狂与杀戮，但是在您身边，我看见了‘理性’。”
“是的，这是我与他的不同之处。”里德尔说，他指了指战争记录，问我那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
“并没有所谓的五十年，”我说，“所有人都聚集到一起，然后被炸掉了。”
“炸掉了。”他重复。
“是的，它的时间在历史中比炮弹爆裂还要微小。所以就像是所有人都在一起，一个长官按下按钮，然后一个城市就消失了。”
“战争的思想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武器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福吉部长身上。他涨红脸，像是坐标轴上随手画下来的一个点。我知道他生气极了，所有重要的同僚都在这里，他们作为见证者，看着福吉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是你最愚蠢的一天。”福吉对我说，“你做出最错误的决定。”
“或许我有过愚蠢的时候，部长先生，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爱做些傻事，想着一些令长者啼笑皆非的东西。正如同您看我，邓布利多先生看您。”
......
这个话题还在继续。康奈利·福吉站在高台上，面向陪审团。他将控方撞开，亲自下了场。又一无所知地，挺着圆滚滚的肚子，闯进满是尖刀的世界。
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身已经从一把刀，变成一块肉。
“先生，请容我打断一下。”我说，“请问您已经有多久没有走到巫师的身边了？我是说，抛开您与您的家人，抛开上流的宴请，抛开那些白日里在部门为您服务的高级公/务/员，您有多久没有站在巫师身边了？”
“我不觉得此事与案件——”
“您会瞧不起对角巷的人群吗？会在拥挤的人群里自认为高高在上，拿起您的小拐杖——”我举了举我手里的工具，“——当然，不是我这种，毕竟拿着它的大部分都不是瘸子。您用它拨开过巫师吗？”
不等他回答，我就说：“先生，我是从麻瓜孤儿院走出来的。之前，邓布利多先生来接我的时候，我在对角巷总觉得自己是外人，在那天，我感觉自己是如此格格不入，与众不同。我穿着麻瓜捐赠的衣服，满身尘土与汗水，脸上是黏糊糊的汗，双手还带着教堂做木工时候，木刺留给我的红色伤口。”
“几个小时之前，我才从一间几平米的小房间出来，几小时后，我又回到那个灰蒙蒙的房间。夏天的光照在教区的葡萄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