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吸/毒偷东西的人被抓了怎么可能两天就能回来。她和母亲不久前才说了，会关好多年的。不然子坤叔母亲怎么会不舍得子坤叔叔去戒毒。
祖母见哄不好我，便不理我了。跟祖父说话去。
“你说是谁这么多嘴多舌？眼红我们家又要添丁自己也生去啊！去跟人告密，多可恶！”
“哎，也说不得别人。阿时这几天每晚都回来住，村上村下的都看到了，是谁不好说。”
“我就说让阿时别回来住别回来住吧，谁说的不怕不怕的？都捱到这一步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唉，这一遭迟早要挨，睡吧睡吧。”
“哪有男人去结扎的？要是能等到阿玲生了，让她去不是很好吗！”
“哎哟，快睡，事情都发生了你吵什么吵。”
祖母终于噤了声，关了灯睡觉。
母亲肚子里孕育着的生命就像田里种下的种子，时间到了，自然要破土而出，他不会因为我的悲伤而另择时机。
2001年农历六月初一，夏至，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大概也是母亲一生都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她最小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预示着她圆满甚至超额完成了她此生最重要的任务。
我想，如果生产是一项事业的话，那我母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她花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了这项“伟大”的举措。
在这10年里，她每生下一个孩子，刚刚休养好后就又开始下一轮怀孕生子，生产效率之高都快赶上村里的母猪了。
在很多人眼里，我们老许家不愁后继无人了，我们家彻底结束了祖父家一代单传的基因。
哦，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家从我祖父开始往上四代全部是一代单传，也就是每一代家里都只有一个男丁。
这在那个讲究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年代是要被世人耻笑的。
而在我祖母生下我父亲之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十来年，远在偏僻农村的人们的思想还未发生根本的转变，我的祖辈父辈们也还总是被左邻右舍取笑。
这在如今的我们看来，着实可笑。可在那个年代，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着，就连被轻蔑的人都觉得应当如此，自己理应承受。
又得贵孙的喜悦似乎能将失去儿子的痛苦减淡几分。祖父的脸色好看了许多，人也精神了。他又开始偶尔给我一毛钱，让我去小卖部买糖果吃。
母亲每次发现都会阻止他，她跟祖父说这样会把我惯坏的。祖父却“率劝不改”，再给我零花钱时还不忘嘱咐我“这次小心点，别被你妈发现了”。我却还是让母亲发现了。
母亲觉得她劝不听祖父，便把这些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也批评祖父，说他不该给我零花钱，让我养成了喜欢要钱的习惯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祖父依然“死性不改”。
母亲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我，她让我别跟祖父要零花钱。我说我没要，都是祖父自己给的。
母亲又说，祖父给你也不能接。而我算是阳奉阴违，因为我脆弱的坚持总会在祖父的坚持下节节败退。
幸好母亲要坐月子，不经常出来，所以我挨骂的次数不算多，就是跟祖父被母亲抱怨的次数一样多而已。
那段日子大概是我很开心很快乐的时候。虽然时不时被父亲母亲批评，却总有祖父的偏爱。一两颗糖果就能治愈我挨骂的心情。
父亲母亲越是骂的凶，祖父给零花钱就越快。所以常见的现象就是，我刚因为用了祖父的钱而被母亲批评，转头就又接到祖父给的零花钱，他让我别难过，有糖果吃。
母亲简直要气坏了，但是她又不能因此而不批评我。所以就恶性循环着，除非祖父有时候没散钱了。
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母亲月子都没坐完，我们就搬家了。
说起我家借房史，也是一段又长又曲折的故事。这里，“长”指的不是时间，而是情节多；曲折指的也不是过程坎坷，而是次数多。
我父亲母亲住的是上堂屋左侧的房间，需从大厅门口进出，而上堂屋的大厅实际上是家族的祠堂，家族平常的祭拜和家族成员的白事均在大厅举行。母亲坐月子那段时间刚好是子明堂叔家的奶奶过世。
就在小小的上堂屋里，一边是老人过世的白事，一边是添新丁的喜事，诸多不便和忌讳便显现了出来。
家里开始想办法让母亲搬出去。
一开始，大家想着的是再借上次借过的那户房子。但是那户房子已经破落了许多，周围的人家也差不多搬完了。他们在村子新开发的地方新建了房子，那边的环境已大不如前，除非不得已，不然不合适。
这时，祖父的一个朋友说他家的旧房子好，要主动借给我们。
那个房子，母亲知道。房子确实不错，还很新，但是周围几条巷子的人家全都搬空了。其冷清程度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