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面前，马堂开始他的表演。
“譬如临清钞关，奴婢试举一例。若有大商从江南运了价值万两的缎绢到了临清，按例该课税三百两。但是报关时，可谎报类目、谎报数目。钞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只收三十两。那大商则可另备百两，上下打点。”
“殿下明鉴！临清钞关每年往来货船络绎不绝，然每年关银只八万两左右。陛下派奴婢们出去，就是见不得这些门道。凭什么该收的税银，十中只能得一？”
“再如开矿。矿禁虽严，可其利丰厚。地方大族，往往私采，打点地方，更无课税。矿禁也不可轻开，只因矿盗哨聚，易于招乱。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上不少人私采之余，却从不缴矿税，陛下如何能容忍？这才派了奴婢们出去，只允奴婢们开矿……”
朱常洛静静地听着，这些被派出的矿监税使当面说出来，这背后的脉络才更加清晰。
结果也确实佐证了朱常洛的判断。
大明财政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十分要命的，那就是赋税的定额制度。
明初时，经过几年的恢复，田赋收入达到了三千多万石，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加科。
到了后面，更是把每年的田赋定额到了两千七百万石。
从此，大明有了非常稳定的田赋收入。不论田地规模怎么变化，不论有没有天灾，不论劳力如何增长、耕作水平有没有提高，大明的田赋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
与之一同贯彻到现在、成为祖训的，就是其他课税也大抵如此。
但大明是停步不前的吗？
表面上的数据是这样的，大明的人口和田土规模始终稳定，大明的收入当然也就很稳定。
朱常洛现在已经很清楚矿监税使被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规模与极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
张居正的新政还没触及深水区，人就没了。
三大征开打，两宫三殿没了，朱翊钧需要搞钱。
是为国家花还是为他自己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搞钱，是看不得钱都被官绅富户搞去了。
这一点他和他爷爷一样：都是朕的钱！
就是方法太粗暴了。
朱常洛看向田义：“听了他的话，你还是觉得矿监税使应该撤了吗？”
田义弯了弯腰：“殿下，臣以为当撤！这些奴婢派下去了，除了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却都是没真本事的。该征缴的税该出自富商、大族，然而到了地方上，除了闹得民怨鼎沸，却是治标不治本！”
他深深地看着朱常洛：“张阁老当年都没这本事。派这些矿监税使出去，难道就能够把该收的课税全收上来？”
朱常洛没说话。
田义倒是越来越掏心掏肺敢说话了。
田义建议撤除这些，他是站在维护皇权的角度，不愿皇权因为这些银子失了民心。
一年收到三十万两，放大到地方，恐怕普遍是这个水平：每一地都造成数倍的负担。
群臣不分党派出身，都群起反对这个，那是因为守着每年定额的赋税对他们有利。
大明的人口和财富规模增长了多少？多出来的那些，皇帝和朝廷官方，可都没见着。
矿监税使到了地方，横插一手搞到手的银子主要就是破坏现有体系。
虽然有许多办法可以把负担再转嫁给百姓，但规则被破坏，过去大家从中稳定得到的利益却在缩小。
过去“不必”交的税得多交，过去能收的钱被太监收走了。
而既然税监也是换汤不换药，同样只让皇帝拿到一两成，“劣迹斑斑”，那还不飞起来弹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