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简直就是天才,当时提议增收剿饷的时候,就几乎把国内的流寇给消灭干净,如今提出了练饷,可以很好地解决眼前面临的难题。
粮饷的问题既然已经解决,缓过气来的崇祯皇帝就开始研究起整人方面上来,因为这次清军入侵,给北直和山东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定要有人出来担责任的。
下面大臣不出面担责任,难道还得“朕”来担责任吗?朕又没有错,错的都是你们那帮尸位素餐的各级官僚。
这是崇祯皇帝的心里话,于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各种的处理意见很快就被汇总,首先第一个要处理的人物就是内阁首辅刘宇亮,罪名是恇怯不知兵,前后不一致,有欺君之嫌,主张严惩。只是崇祯皇帝心里清楚,刘宇亮所有的行为都是受到自己的指示去做的,而刘宇亮有个非常好的态度,没有做过多的辩解,这让崇祯的内心感到满意,或许是自尊心作怪,否决了臣僚将刘宇亮下狱杀头的建议,而是只是罢免了刘宇亮的职务,转而任命另一位大臣薛国观继任为内阁首辅;
其次第二批要处理的“罪臣文官”就是山东巡抚颜继祖、保定巡抚张其平和监军使郑希诏,其中颜继祖的罪名是“失陷封藩”,颜继祖觉得自己非常冤枉,毕竟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兵部的指示来办的,但是崇祯皇帝支持杨嗣昌,杨嗣昌又不愿意来保他,最后颜继祖被判决弃市;张其平的罪名是“履职不勤,纵敌肆虐”,判决结果是弃市;郑希诏可能是因为太嚣张了,被都察院至少一半以上的御史弹劾,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失陷大臣”,被判处斩首示众!
只是有关系的高起潜,明明犯了“失陷大臣”“葬送六万大军”“掣肘同僚”、“恇怯惧战”等多项罪名,可是人家打通了各级关系,照样好好地回到了紫禁城,耐心地等待下一次的重用和任命。
第三批要处理的“玩忽职守的武将”,首当其冲的就是关宁军大将祖宽,他的罪名是“失陷封藩”,造成德王被俘,将他从东昌府拉到北京天牢,被判处西直门外斩首示众。说实话,祖宽真的还是有点冤的;
其次是山东总兵官倪宠,罪名是“迁延不进,空饷盈营、逗留扰民”,被判处斩首示众。活该,实至名归,确实该杀;
然后就是宣府中军李重镇,李重镇在战斗关键时刻率先奔逃,导致巨鹿明军士气不再,被判处斩首示众。这一点持保留意见;
另外还有两人王朴和刘光祚,两人的罪过也是非常大,但是因为先后有斩级之功,而且两人都是非常会来事,很多御史收了人家的钱财,自然不好蹬鼻子上脸,所以他们两人没有被具体惩处,只是受到了兵部申斥;
杨国柱、虎大威和贺人龙虽然都有一定的过错,但是拼命解救了大明被俘百姓,没有被追究既往。
以上的判决已定,但是按照大明的刑法规定,具体执行一般都是要等到秋后的,正所谓“秋后问斩”和秋后算账。
张鹿安通过研究朝廷的决策后就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论是祖宽,还是倪宠和李重镇,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实力很弱,部属几乎损伤殆尽,几乎都是光杆司令(倪宠虽然未曾参加对清作战,但是部下很多被颜继祖调往德州、临清州,此后再未归建,导致倪宠实际可以掌控的人马非常少),所以他们要死;
而杨国柱、虎大威、贺人龙、王朴和刘光祚,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部下均有数千人,尤其都有至少上千名亲兵部属,亲兵队的战斗力很不错,所以他们能活。
朝廷这种两面性的做法,只要是稍微聪明一点的将领,尤其是此时正在勤王军中的左良玉更是看的清清楚楚,这就变相促进了大明境内各个军阀的产生。
以上的惩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崇祯皇帝实际一次性下令处死上百名大小官员,那么多官员的性命,其实就是为济南府的陷落而买单。
有惩处,自然就有表彰,斩杀敌人比较多的曹变蛟、击毙马瞻的贾得武、击毙张绍祯的金狗子,都受到了一定的表彰和奖励:其中曹变蛟是加了勋爵、贾得武和金狗子则是各升一级。
至于勤王有功、率领部下斩杀敌国大将、收复济南、解救百姓的张鹿安,则因为擅自同敌国接触,没有任何表扬,反而被勒令将军权交给副手令狐云湘,自己返乡自省。
在崇祯皇帝眼中,忠诚远比能力更重要。
这个还不算最离谱的,更离谱的是在巨鹿殉国的上至卢象升、下到张可道、张岩、杨陆凯、楚继雄等将,都没有受到明确的官方抚恤(注:其中卢象升是在杨嗣昌死后,才获得了朝廷的追封。);
反而济南府城守护过程中殉国的巡按宋学朱、左布政使张秉文等文官,得到了朝廷的公开表扬和抚恤。
两相比较之下,朝廷的抚恤章程和原则压根就没有统一标准,自然人心不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