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左手扶着腰间的刀鞘，右手握着刀柄，对着堵住行馆大门的人群瞠目结舌，挎在腰间的那把刀是怎么也拔不出来的了，打算示警的呼喊也被堵在了喉咙口。
显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三，在皇帝和中书达成一致意见以后，郭炜颁诏命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出使江南，交卸其在洛阳的职司；将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升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判太常寺。
仅仅就在两天之后，锦衣卫巡检司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副都巡检章瑜亲自指挥落实案情，在抓捕阶段请调了东京军巡院的兵卒，于东京定力院中一举抓获了妖言惑众、擅干朝政的一众妖人。
本来若案情只是涉及到定力院的住持和几个中高层僧侣，还有一两个云游挂单在那里的僧人的话，那么无论是因为妖僧心恋红尘而妄言兴废因果，还是因为这几个僧人修行太浅而对朝廷限佛的举措心怀怨怼，军巡院的左、右军巡使和判官都完全可以审结定案的。可是抓捕的结果，在那群妖僧之中还杵着一个俗家人，当时就是这个人差一点进行拒捕，而在查验身份之后，军巡院大吃了一惊。
那位苗居士的真实身份，却是殿前司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苗训。
这人不光是殿前司的中级军官，而且还涉嫌私习天文谶纬之术，并且与妖僧沆瀣一气指斥乘舆妄言兴废，这些都不是军巡院的职权能够追究的了，锦衣卫巡检司当然更不行，章瑜他们一直只有侦查权而没有执法权和审判权。
军巡院的报告递交上去，枢密院一时失声，政事堂更是大为惊愕。
郭炜在这个时候适时地把握住了主导权，又经过了一次在滋德殿和顾命大臣们的奏对之后，基本上就是顺从着郭炜的安排，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其核心就是为了审理这桩大案。
显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九，诏命宰臣范质与枢密使王朴共同监理此案的审讯全过程；刑部侍郎薛居正与大理寺少卿苏晓具体负责此案；特令开封府浚仪县令董枢迁殿中侍御史，与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杨克让负责日常的讯问工作。
对于京畿附郭县的守令出现的空缺，则以著作佐郎、直史馆吕端迁太常丞、知浚仪县。
自从显德初年郭荣秉政以来，战争乱政就远离了东京及其附近城乡，这时候进入岁末，朝野更是都没有什么大事，一时之间东京城内的大多数目光都聚焦在了这桩大案上面，就连市井小民们悄悄议论的时兴话题也是这桩大案。窦仪的陛辞出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话的，也就只有郭炜这个皇帝了。
市井小民们能够知道的消息就仅仅只是定力院和前龙兴寺的妖僧图谋反乱，还勾结买通了一个殿前司的军将，其他的情况自然不是他们能够与闻的。想到自大周建政以来自己生活的蒸蒸日上，想到几个前朝军士作乱给东京造成的伤害，坊间对妖僧们就没有不切齿的，因此对先帝毁佛废寺竟是一片叫好。
高级朝臣和禁军将领们则是被审讯中接踵而来的消息震得都快要懵了。
那苗训虽然以天文谶纬冒险投机的时候活跃异常，却完全没有抗拒审讯的勇气，根本就不经问。在军巡院将他移交给大理寺，并且经过彻底升格的审讯官员讯问之后，苗训就彻底地软掉了，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通通像是竹筒倒豆子一样地倒了出来，比那几个僧人还要老实。
忠武军节度使掌书记赵普涉案！
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赵匡义涉案！
枢密使魏仁浦因为多次夜会赵普且不能自明，已经闭门自禁，暂时不再与闻枢密院军情，只等候案情彻底查清之后的皇帝旨意。
忠武军节度使、渔政水运司定远军都指挥使赵匡胤因记室和亲弟涉案，闭门谢客自请处分。
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因御下无方，自请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