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为非法的了，一下子就转入到了地下活动。
王布犁是知道朱元璋立国这十年间，大明各地可没少暴动。
整个广东地区，在洪武一朝皆是爆发过百姓武力抗争朝廷的事情。
在广西，洪武三年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三千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
这也是朱元璋催着想要朱守谦去广西镇守的原因之一。
可惜朱守谦并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反倒是花天酒地更是加剧了当地百姓对明王朝的厌恶情绪。
待到洪武二十八年广西起义的规模更大，明军在镇压过程当中干掉了一万八千多人，以及八千多贼子家属，杀的那片地区就剩下六百多户。
福建，洪武三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暴动，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
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八千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暴动。
这其中有白莲教的影子，南无弥勒尊佛”这白莲教的“六字真言”还是挺有鼓动性的。
前期主要是朱元璋对于百姓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的喘不过气来。
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
后期主要是各种大案卷入的人太多，搞得许多人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受到牵连，被有心人一鼓动，莫不如反了，兴许还能活着。
再加上南方河泊所极多，只要是有河沟子的地方，你要捕捞鱼虾，那必须得交税。
天知道你这一网下去，捕捞的鱼虾是多是少，但总归朝廷制定了征税的税额，一共三档。
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
官员们要不想受罚，那就只能拼命的压榨百姓交税。
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
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或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
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
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
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度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
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
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
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
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
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
同时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布政司追讨。
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
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
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
对于河泊所的事情，王布犁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但他明白明初各地起义的事是真不少。
所以他当时也盘算过万一被卷进什么大案当中，立即逃跑就去找地方起义去。
一直默默等到朱棣掌握大权他再来求诏安顺利完成任务。
只不过目前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
当蓝玉来的时候，王布犁正在根据别人的描述给凶手画像。
“弟弟，你来真的？”
“当然。”王布犁依旧画着像头也不抬的道：
“万一让他跑出城外，那可就完蛋了，再想抓人很难。”
“此事我已经差人去请示陛下了，不过城门口我暂时给你拦着呢。”
蓝玉又小声提了一嘴。
王布犁轻微颔首：“我这个典史请求你大都督府协同查案是说的过去的，就算先斩后奏陛下也不会怪罪的。”
“哈哈哈。”
蓝玉显得颇为兴奋，瞧着眼前的拼着的碎尸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
他在战场上杀的人也不少，内脏出来的更是没少见。
这堆碎肉算个屁啊！
当年王布犁策划擒住假钞案那小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