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是上午八点多,但秦淮河畔人头涌动。
戏台子上正唱着什么戏,化名为吕国中的佐藤隆正站在人群当中看着戏。
周围人声嘈杂,他一时听不清楚在唱些什么。
来到中国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日常的对话交流都没有任何问题,但这种带着浓郁地方色彩的戏剧,他还是听不懂的。
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佐藤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那些百姓,他们都看得十分认真,显然已经把自己带入了进去。
“要想征服这些愚昧的中国人,必须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当地的戏曲,只要稍作改编,就可以为大日本帝国的统治服务。好主意,我应该早点想到的。当然了,步子不能迈的太大,尤其是在南京这样的地方,更不能做的太过明显,要一点一点的渗透。”佐藤隆在心里面默默记下这一条。
他在南京的掩饰身份是出版商人,拥有一家小型印刷厂。
因为掩饰的好,即便是小组组长也并不知道。
自从“蝴蝶”小组解散之后,他暂时被留了下来,但是没有被重新任命。
这些天,除了打理生意之外,这些天就在南京城里四处乱逛。
此时的南京,已经是中国少有的大城市之一,物价近些年也涨了不少。
好在南京位于长江的转角突出处,南连吴越、西接荆楚,成为襟带江淮的重要节点。
同时,南京城内水系密布,长江、秦淮河等水路纵横交错,形成了便捷的水上交通网络。
这些水路极大地促进了南京的经贸发展,故而本地的物资并不匮乏。
佐藤隆暗暗记下了戏班子的名字,打算等过几天接触下,把他们唱戏的本子买过来,看看将来从哪里下手改动更妥当一些。
接着,他挤开人群往外走去,围摆起了不少担郎的挑子,售卖各种各样的杂货。
佐藤隆来到一个担郎面前,拿起挑子上的货物闻了一下,一股浓重的腥味,他用南京口音对担郎问道:“小兄弟,这鱼干是哪里的?”
那担郎抬头看佐藤隆衣衫不俗,疑惑的问道:“这位先生,莫要消遣在下了,这种鱼干您肯定不会吃。”
佐藤隆忙道:“我自然是要买才问你,乡下老家来了几个亲戚,怕是就喜欢你这种鱼干,一会我就买上几斤让他们尝尝鲜。”
那担郎眉开眼笑的站起来:“实不相瞒,咱们南京水路交通便利,这些鱼干都是崇明岛打来的海鱼晾干而成的。”
“逆流而上可是要花费不少工夫呢,这么热的天气,岂不是会臭掉?”
那担郎毫不在意的道:“先生,这您就有所不知了,一路上都是放在冰块里的,保证新鲜。”
佐藤隆笑眯眯的指着鱼干:“那你可是靠着它们发了不少的财吧?”
“要是发财就好了。”那小贩有些懊恼的道,“我当时听信了一个同乡,把小半辈子的积蓄都投到别的行业里去了,以为肯定是会赚钱的,结果晚了一步,人们都挤爆了头,赔的一塌糊涂啊,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才来干这个的。”
佐藤隆略微有些奇怪,看不出来,这个小贩还不是一般人,以前也是创过业的。”
南京的小商小贩们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只要肯努力,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这一点甚至要比东京要好一些。
佐藤隆对经济十分感兴趣,来到中国之后便在有意研究中国的经济。
日本在1920年春又出现了真正的战后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
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农村贫困随之加剧,许多农民卖儿卖女、远走他乡,租佃冲突日益激化。
20年代末,日本又连续发生经济危机,东北和北海道也出现大歉收,农民大量逃亡,甚至全家自杀。
1925-1926年日本农业平均产值减少了近16%;
1920-1924年间,日本进口大米年平均额为418万石,而到1927-1931年这一数字激增为847万石,成千上万的日本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
许多农户仅靠挖草根和拨软树皮充饥,更有甚者依靠卖女为娼来维持生活。
日本军队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佐藤隆就属于这类人群。
1935年当时日本的民众年均收入才150日元,而一般的东京市民的最低生活开销就有110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