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只能说明这种文化难以成熟，无法脱颖而出更加新颖的文明，而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罢了。
男权文化就是讲智慧、善良、情感、欲望、意志、感觉、纯真、勇敢、刚毅、直率、责任和担当的文化，行为上讲尊严和权威、讲民粹、民主、进攻、掠夺、野蛮、占有和侵害等等刚性精神，也叫父性精神。
男人因欲望、掠夺和侵占性质，不可能讲什么道德。
男人因智慧、情感和自主不会太重视钱物。
男人因意志、刚毅和民主不会讲什么理性。
男权文化是狼性精神，讲团结、掠夺和攻击，崇尚民粹唯心主义，而母权文化则是羊性精神，讲群聚、和谐和承受，崇尚公理共享的唯物主义。
所以宋代之前的唐朝人一点也不阴性，唐人争霸四方，始终压迫着周边小国而运行着，但是唐灭后五代十国给中华带来的灾害让华夏人不得不反思，从文化根基上寻找克制动乱的法宝。
特别是文化发展到宋代，由于宋代时国家时常无缘无故地挨周边邻居的揍，以至于宋人更加想要一种讲理的文化，你不能动不动就揍我，你揍我你得有原因吧，于是宋代士大夫们就想起了《易经》，想从《易经》中找到老是无缘无故挨揍又不讲理的原因。
最终他们发现《易经》有河图与洛书之分，并且他们找到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界线，找到了凡事说理讲理的方法，也就是今天国人凡事论理不论人的处世之道。
而朱熹理学的理论基础正是来源于易经先天八卦的阴性文化的部分，所以朱熹在强调讲理之时，又非常强调和谐、包容和顺序。但是他又极力排斥私欲和女人。
朱熹和孔子一样都是想通过易经原理来抛弃阴性柔弱文化的根因，建塑一个阳性男权的刚毅世界，让中国人站起来，免受异族入侵伤害之苦。
其实文化的产生虽然有根基性，可是时势也会改变文化的根基，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
我们今天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文化根源，就是为了更好的谈判，在农机机造厂的改制问题上，从深层次谈判好这次改革，把机造厂改造好，让它为社会创造价值。
通过讨论，不难看出任何形式的化债为股，或重新借贷都是一次交易、一次契约，一次互利合作和一次风险行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使用化债和借贷手段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次风险操作。
双方都要设定最严厉、最完善、最符合双方利益的交易规则。
那么要实现这一切就需要有刚性精神，要有责任、有担当、有契约精神、有风险意识、有父亲般的脊梁。
这里就要求少一些母权文化的因素，少一些讲温顺、娇柔、矜持和被动承纳来自阳性攻击的，以及用羞涩掩盖自己的内心活动的文化。
有阴性母权文化并无可厚非，它讲隐忍、含蓄、和谐、包容、公平、中庸、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虚伪、掩饰、隐藏、欺瞒等等柔性精神，这些一样是人类生存中的优秀品质。
只是行动上讲含糊、糊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讲“天人感应，人人为公”，讲“天下大同”等等一系列有母性概念的文化，就难免让人犯糊涂、活稀泥、做和事佬，容易站不稳立场，容易成为汉奸。
待包全新说完，童书吏接过包全新的话说：有文化很重要，文化是灯塔，可以左右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对一个人而言，文化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行动方向，对一个群体而言，文化可以左右一个群体命运命脉。《易传·系辞传上》第一章说：天高地低，乾坤定位了。高低位置已经肯定，上下位次已经定义了。在高处的天发动风雷雨电，在低处的大地以静态承接来自天上的攻击，这是自然常态，正是刚性和柔性的区别。
这里明确说明天乾、地坤、乾男、坤女，天作始，地成物。
天决定地，地承载天。
天男以动则刚，地女以静则柔，并形成二元结构。这是早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就认定的刚性文化和柔性文化之理，两种不同的文化结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刚性文化形成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男权意识，而以柔性文化形成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母权意识。
追求刚性文化的人讲责任和担当，讲规矩、讲法治，而追求柔性文化的人讲承纳和包容，讲含蓄，讲混沌。
持刚性文化的人讲智慧、善良、情感、欲望、意志、感觉、纯真、勇敢、刚毅、直率、责任和担当的文化，行为上讲尊严和权威、讲民粹、民主、进攻、掠夺、野蛮、占有和侵害等等刚性精神。
持刚性文化的人重视信义和契约，讲究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而持柔性文化的人则重视道德和承诺，在人事问题上更多存在依赖心理，不讲责任和担当。
然而，任何形式的化债为股或借贷都是责任和担当，是一次交易、一次契约，一次互利合作和一次风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