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剑。属镂被锻造成形的那一刻，铸剑师绝对不会乐意看到它成为一把专杀功臣良将的邪恶之剑。毕竟，剑之所在，斩妖除魔，杀敌立功，方是本色。
不同之处在于，吴王夫差终究尝到了不听伍子胥劝谏的苦果，临死之际，方知伍子胥之能，追悔莫及；越王勾践则是无怨无恨，落子无悔，如释重负。
吴王夫差赐剑伍子胥时，正是欲望膨胀准备伐齐耀武的如日中天之际。伍子胥的阻拦，扫兴逆耳。越王勾践赐死文种时，正处风光无两之日。文种之死，全因功高震主。
伍子胥也好，文种也罢，除了死于同一把剑，他们还死于流言——伍子胥把儿子送到齐国引发了关于他与齐国暗通款曲背叛吴国的猜测，文种跟“叛逃”的范蠡书信往来使得“作乱”的毁谤得以坐实。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忠于国者谋于事，殚精竭虑，席不暇暖。说到揣摩上意，曲意奉迎，自然有所欠缺；忠于权术者则不同，他们也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只为了琢磨出一条通往万万人之上的捷径。为了迎合谄媚，他们也是劳力费心。若说才干见识，眼光度量，肯定难与贤人良臣并肩。
志不同者，道不同。偏偏他们都要挤到同一条独木桥上——通往青云之路，唯有取悦君王一条道。为了上位，只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拼尽毕生之绝学，无所不用其极。明枪易躲，暗剑难防。偏偏赢的总是业务能力不足，巧言令色之徒，输的都是笨嘴拙舌的劳苦功高者。
流言之所以威力无边大杀四方，乃是因为它的出现，与君王的心思不谋而合，而非嫉贤妒能的大夫近臣一厢情愿。
看看吴王夫差，再瞧瞧越王勾践，都是如此。
如果说伍子胥的死归咎于他自恃功高几次劝阻触了吴王的逆鳞，还情有可原。因为孙武早已离去，无人咨询提醒，让他看清楚此时的吴王绝非虚怀若谷广纳良言的先王阖闾可比。
文种之死，多少是其贪恋权位，被财富权力迷了心所致。范蠡临走前对他说的一番话，相信绝不是第一次跟他提起。两人是微时之交，推心置腹的知音。既然能放弃楚国的一切，来到陌生的国度一起打拼，共过患难，难道不想共享富贵？一起煎熬哪有一起享乐快意？
范蠡选择在灭吴之后不久就离开，走得如此匆忙，为什么？难道他天生仇视富贵，专爱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不可能，这不符合贪财好色、好逸恶劳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