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鹤继续道：“但如果严格按证据论，在虞国是否出兵这个问题上，三本书的观点都是孤证，其实任何一家都不能完全采信。能够确定的，是晋国经借道虞国灭虢，虞国行以方便，而后虞国也被晋国所灭，仅此而已。”
徐鹤顿了顿接着说道：“因此，我觉得三传都不能作为证据而证明虞国是否出兵，史料互相印证，是必须的。但即使是互相印证成立，如果没有当时的文物一类更加直接的证据支撑，我们仍然不能断言得到的就是事实，只能相信其中证据最有力的部分。”
所谓【当时的文物】，即为出土文物。
就像之前说的《圣人家书》，历史上都觉得这本是是后人假托孔子之名写的。
但是经过考古发现，其实这本书还真是出自孔子那个年代。
所以说，这本书排除了后人假托，但是不是真的是孔子所言，那也缺乏直接的证据，除非哪个文物上指名道姓说这本书就是孔老夫子亲述，那才能作为证据定性。
同样的道理，你因为成书时间或者书的性质而给假道伐虢定性，这也是耍流氓。
这时有人开口道：“万一乡试时，出卷官考这种题，我们总要取用三传之一作为解答的标准吧！那用哪本书呢？”
徐鹤摇了摇头：“能给乡试出卷之人，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他们在出卷时，肯定会避开这种争议较大的问题。”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出了《假道伐虢》的题目，三传中记载的文字并不相同，只要熟记三传，考官用哪本书，你就用哪本书的观点作答即可！”
被教育了。
原本想教育新生的廪生、增生们在听完徐鹤的话后陷入了沉思。
确实，在经史中经常出现有出入的地方，《春秋》还好，《尚书》才是重灾区。
往往很多说法在后世都被人揪出来存疑了。
但在这个时代，大家对经史子集的研究还没有到清朝训诂派时那么变态，所以大家对于经史子集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知道如何解决。
徐鹤的办法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也提供了一个考试思路。
别说，还挺讨巧。
这个问题，不仅让以《春秋》为本经的士子们陷入了沉思，别的人也都开始思考自己本经中出现的问题。
不过这些人在场上之人里也不过是小众，大部分人在听完后完全不知所云。
徐鹤刚刚说的每一个字他们都能写出来，但凑成了句子，他们就完全搞不明白徐鹤究竟在说什么了？
这就是经学功夫还没有到家的表现。
受电视剧的影响，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读书考进士是个很简单的事，动不动就是一个进士官。
不好意思，真正的历史中，场中这些秀才都是天下最聪明的一批人。
但就算是这批人，十三经也未必能通读，就算通读，也未必能甚解，就算搞明白了，能不能阐发也是问题。
所以，能中秀才，那仅仅是读书的另一个层次的起点。
徐鹤的这个解答完美地告诉众人，你们距离考中举人、进士还差了一大截呢，千万别懈怠。
这时，一直站在阶上的焦训导也来了兴趣，开口道：“没想到两声对《春秋》也有涉猎，那我也出一题，你试答之！”
徐鹤已经知道这是育英斋的训导焦泽焦克己，自己以后的班主任，于是赶紧谦虚道：“不敢言【涉猎】，只是读过！”
焦泽很满意徐鹤的谦虚，微笑道：“无事，就当闲聊！！”
说罢，他问道：“都说治史需【据事直书】，对此你怎么看？？”
徐鹤听到他的提问，顿时整个人不好了。
这题已经脱离的经义，而是考验徐鹤的治史原则了。
在华夏的史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两种治史理念。
所谓予夺褒贬就是以史为鉴，通过一定的记叙原则对历史进行毁誉褒贬。
比如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从这就能看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以史为鉴。
但到了两汉，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史观念变成了据事直书。
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鲜明地体现出据事直书的理念，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更是对撰写史书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撰述方法上必须“征求异说，采摘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二是在撰史态度上，赞誉勇于直书的精神，反对曲笔隐晦的行为。
但到了大魏朝，这个问题徐鹤就不能随便回答了。
因为理学盛行，北宋二程就明确告诫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指导读史，就会使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道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