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客观的，而感受是主观的。对每个人来说，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痛苦的日子总是很漫长。这个春节，对于相峙绵水西岸的霹雳军士兵来说，虽然战事紧张却也十分惬意。毕竟吃得饱穿得暖，还能大口吃上肉，轮班值守的时候还能喝上酒勾兑的糖水，春节在晃眼间便过了。在河对岸的蒙军日子便没有这么好过了，蒙古骑兵倒能吃饱穿暖，蒙古汉军士兵也能混个温饱，地位最低的杨文安部新附军便只能半饥半饱，日子便难熬多了。这些新附军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四处漏风不说还饱受湿雾和冷雨的侵袭。在饥寒交迫之下，发生疫病流行几乎是必然的事。随着疫病在新附军营地流行，很多士兵纷纷病倒，每日都有不少病死者被拖出营地。
早这疫病之初，蒙古骑兵和蒙古汉军便撤离到了杨文安部数里之外重新扎营。为了防止疫病传播，杨文安被迫将生病的士兵驱赶到营地角落让其自生自灭，甚至将这些生病的士兵驱赶向河边，以图将疫病传给霹雳军，只不过还没有走到岸边便倒在了密集的炮火之下。杨文安又试图用重型投石机将病死尸体抛过河，只不过投石机还没有安装完便被摧毁。杨文安不清楚的是，其大营的一举一动都在霹雳军的望远镜观察之下，其祸水东引的意图自然被洞悉得一清二楚。
春节之后，眼看着天气一天天转暖，看着逐渐上涨的河水，杨文安已萌生退意。只不过刘黑马不同意退兵，叔父杨大渊也写信斥责其没有耐心和定力。杨大渊在信中语嫣不详地告诉他，开春以后临安朝廷会有大动作，宋军内部必然生乱，届时便可趁机突袭，甚至一举夺下整个四川也可未知。杨文安收到来信后只得一边加强营地的防御，一边派人去周边州县搜刮粮食。受疫病的影响，其手下士兵已减员到二千二百人，这其中多数人因缺粮而身体孱弱，战斗力已下降不少。更要命的是营地之中的粮食已经告馨，眼下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百姓尚且靠树皮和野菜过活，根本搜刮不到多少粮食。
杨大渊信中所说的临安朝廷的大动作，便是贾似道推出的“打算法”。眼下宋蒙战争已进行了近二十年，大宋财政已经近于崩溃，朝廷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要解决财政危机，不外乎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入手。从全国主要的税源来看，原来的税赋重地四川基本被打烂，六十余州只剩下残荒的二十余州，从每年可以为国家输送巨额税收的“天府之国”变成需要国家巨额财政补贴的无底洞；京湖北路、两淮（现湖北、安徽与江苏南部）的大量土地被划为军屯，其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当地驻军之需。
除了这些传统的粮税重地之外，其余地方并没有多少税收上缴朝廷。福建路本来就没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闽籍乡民被迫出海谋生，而貌似繁荣的外贸，却基本被泉州的宗室与蒲寿庚等回回商人侵吞，这些人的利益又与朝廷官员紧紧纠缠，官府其实收不到多少税收，每年还要耗费巨资养着泉州的数千宗室；而两广还处于山高林密的半原始状态，土地产出有限，如果加强征税会引发民变甚至叛乱。实际上，此时在整个南宋帝国，税收已经重得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很多地方的税甚至提前征收到几十年之后，如果再压榨百姓，那等不到蒙古人南下就会被民众推翻。
既然税收无法增加，便只有在节流上想办法。皇室的开支自然不能减，官员的俸禄也不能减，那只有在军费上想办法了。在朝廷全年的财政支出中，单军费一项就占据了九成。巨额的军费支出，战胜后动辄数百万缗的赏赐，使南宋朝廷早已不堪重负。同时，边帅武将与朝内掌权者相互勾结，疯狂贪默军资，长期以来朝内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提出“核军旅之实”。而对危机贾似道只好推出“打算法”，以便清理军费开支，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会遭到一众边帅武将的反对，会在前线守军中掀起滔天巨浪。
所谓打算法，就是对军队的财务状况进行重新核算，试图减少吃空额，喝兵血的现象，本来也是好事。南宋军队的吃空额喝兵血现象，从立国之初便习以为常。即使许多名将亦不可免，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麾下大军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空额越发严重，甚至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阔端攻四川时，川陕宋军满额定员十万，实际只有曹友闻部两万余人死战于阳平关，于皆不见影踪；如池州水军满额定员三千，实际兵丁只有一千，去掉老弱病残，可上阵者不足二百。
如果能公正地执行“打算法”，绝对有利于增强宋军的战斗力，但贾似道却心怀私心，将“打算法”作为排斥责异已的工具。对“打算法”实行选择性的执行，对自己的亲信是从轻从宽，或者干脆对其贪腐行为视而不见，但对那些与自己有隙或不愿依附的将官，从严从重处罚，甚至编织罪名加以陷害。如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家族贪腐严重，他为了脱清关系，派其子吕师夔向国库移交了大批钱便了事，其贪污行为并未被追究。贪婪成性的俞兴则是送了大量金银给他贾似道，也只是被罚俸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