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遇袭一案告破的消息出来时，曹操已经率兵与江夏蛮交上手了。
面对比郡兵精锐得多的中央野战军，蛮人全然不是对手，只能躲回山林之中，借着地利与汉军拖延周旋。
在此种局面下，曹操也得以有时间去拜见太尉。
“马公，这荆州上下宗贼林立，何止一个华容贝氏，御史遇袭难道真的只有贝氏一家参与吗？下官以为不能只处置贝氏便草草结案。”
曹操当然不想把侍御史遇袭之事全归于华容贝氏，他更乐意趁机清一清附近的豪强。
如贝羽这样的豪强宗贼，不治诗书，上面没人，便是处置了也没有后患。
可马日磾并不同意曹操的话，他语重心长地教导道：“为政当宽，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罪魁祸首已经伏法，江夏蛮尚未平定，正是该安抚百姓的时候，岂能牵连无辜？有道德的人，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作为太尉，马日磾才是现在荆州战事和政事的主导者。
不过曹操官职虽比不过马日磾，但也不至于怕了他，继续劝道：“马公，如今正是国家危难之际，田御史才到华容县便查出贝氏私造甲胄，焉知荆州各郡有多少个华容县，况下官来时，太子殿下曾特意嘱托留意宗贼，而今不正是处理宗贼最好的时机吗？”
曹操知道马日磾与卢植、蔡邕交好，这两位都是太子的老师，便想着用太子的名头让马日磾改变主意。
可马日磾依旧固执己见，坚持要施“仁政”，并道：“曹校尉无需多言，吾自会上书，向太子殿下阐述利弊。”
曹操说服不了马日磾。离开后，他
曹操很清楚朝廷这次派遣御史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钱粮。可朝廷能获得钱粮的方式可不止只有租税，光一个贝氏，其房屋田亩奴婢加起来何止百万钱。
曹操与马日磾的奏书几乎是同时抵达尚书台，也先后出现在了刘辩面前。
刘辩见后叹息一声，早知道马日磾在外远不如在朝中时对丁宫、樊陵那般强硬，当初就该召他回朝，直接把荆州的事托付给曹操。
他想到李傕郭氾当政时，派马日磾持节东巡，马日磾去到袁术处，结果符节被袁术夺了去，用来给手下将校升官。
平心而论，马日磾的政治理念其实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
正如荀彧所说，江夏蛮叛，荆州今年的租税必定得减少。
刘辩当然不愿做亏本买卖。
否则他之前费心费力想着法子增加租税的举动岂不是变成了小丑竟是我自己？
刘辩肯定要借着田丰遇袭的由头把失去的给找补回来。
刘辩指着两封奏书：“诸公议议，该听谁的意见？”
比二千石的校尉与万石的太尉的奏书放在一起比较，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樊陵率先道：“朝廷的使者遇袭，这么大的事，若不深究，汉家威严何在？”
樊陵这么坚定，倒不全是为了附和刘辩。而是因为抄家所得国库能分到大半，司空掌财权，今年为了救七郡国的水灾，国库付出了许多，入不敷出的情况比去年还要严重。
卢植与刘辩相处的时间最久，察觉到了刘辩的想法，提醒道：“处罚不宜过度，超出了限度容易产生祸患。”
这年头民间不禁刀剑，但甲胄不同。
刘辩最终决定道：“私藏甲胄乃是大罪，荆州宗贼岂止贝氏一家，命侍御史田丰严查，其与贝氏串联及私造甲胄者，当抄没家资，俱归于国库。”
田丰性情耿直，又经受磨难，既不会牵连过重，也不会放过罪人。
卢植不了解田丰的性格，但终究没有再劝。
荆州这边搞起来大动作，坐镇京兆的皇甫嵩也没闲着。
作为京兆尹，军政两权一把抓，治民也是他的职责之一。关中水利的底子很好，皇甫嵩只要组织人手疏通前人修建好的沟渠便足够了。
对于皇甫嵩来说，他的重心还是在军事上，不仅要守卫三辅，也要为凉州提供必要的援助。
在治政上，皇甫嵩不像他的叔父皇甫规，反而更像段颎，认为那些不服从管理的羌人匈奴人不可信，没什么好怀柔的，该杀就直接杀了。
杀伐过多，威名过重。
羌人匈奴人听到皇甫嵩的名字就觉得害怕，在某些羌人的部族甚至能止小儿啼哭。
当这种名声与吸引游离在官府控制之外的羌人、匈奴人屯田一事结合起来，不能说一拍即合，只能说事倍功半。
皇甫嵩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询问了傅燮在汉阳屯田的经验，认为在三辅屯田是可行的。
遂上书回复刘辩的询问。
奏书抵达雒阳，刘辩便与丁宫卢植等人商议。
就皇甫嵩的上书而言，他显然是认为自己干不了屯田的活，希望由朝廷派人主导。
而且三辅本为一体，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