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支“硫化突击队”被组建了起来，他们的机台都靠在一起，据说是为了便于统一管理。
开工时车间经理亲自出马打气，他拍着胸脯保证道：
“大家都给我好好干，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我会给大家稳定的模子，各个方面都会给照顾的。你们是我们第一车间的精英，中坚力量，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经理这番慷慨激昂似出征动员的讲话并没收到多大效果，大部分“突击队员”还是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只有“李大棒槌”和小占等几人很是感动，有的甚至泪流满面。
从此之后，那群机台就一直不间断地发出“轰轰”的响声，“突击队员”们在那里挥汗如雨。打疲劳战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刚开始几天”突击队员”们还尚能忍受，日子一长便不行了：大家上班时纷纷地东歪西倒，哈欠连天。
“硫化突击队”勉强坚持了一个月就被迫撤销了：因为打疲劳战的后果是大家不就产量没怎么上去，质量还下来了，月底“突击队员”们的工资不仅没达到当初承诺的原工资的1.5倍，甚至还没有不是“突击队员”的弟兄拿得多；而且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工伤事故更易发生，一个月内“突击队”内发生三起工伤。在“突击队员”们的吵吵闹闹下，“突击实验”被迫中止。
硫化弟兄的生活是简单而又枯燥的：他们除了上班操作手机外就是三件事：喝酒、赌博、玩小姑娘。硫化弟兄基本上都是“酒桶”，大家也时常聚在一起拼酒，以把对方放倒为最大光荣。很多时候大家都喝醉了，便居然稀里糊涂无缘无故打起架来，大家撕扯着在桌子底下翻滚肉搏，一边大口大口地向对方的脸上、身上呕吐者秽物，一边把身下挣扎的工友的脑袋揪住撞地，磕得“嘭嘭”响。
赌博也是他们的一大爱好：他们的最大乐事便是在牌桌上千方百计把别人的钱“搞”过来，揣进自己口袋。其实硫化弟兄的生活极其有规律：大家一般下了班后先进拼酒，拼到差不多了便赌博打“叉子”，一叉叉到两三点（没班时经常叉通宵）。大家对玩小姑娘也乐此不疲。修边班新进了个小姑娘成品库调来了个美女等等这样的信息会迅速在硫化工中流传，大家便红着眼睛似发情地公驴般死命邀请她们吃饭、喝茶、蹦迪——不是为了认真地处男女朋友，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骗上床一泄肉欲。有的年龄大的或是相貌差的，干脆晚上结伴搭伙去洗头房找起了“鸡”。
徐征是没有他的硫化兄弟那些爱好的，在硫化兄弟眼中他简直就是个异类：徐征在闲暇时是喜欢抱着专业书籍看或是倒腾自己的电脑程序的。徐征觉得他的伙伴们的这些癖好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空虚迷茫伤风败俗。他觉得自己始终不能完全融入硫化工这个群体，他的工友们愚昧而又顽固，居然都和自己争辩说共产主义是绝对不会实现的，因为大家都当老板了就没人愿意做工；而低保更是胡扯蛋，大家都发了钱还有谁会去做事？弄得徐征啼笑皆非。他也深深地了解他的工友的心理：他们知道自己的硫化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同时自己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处处承受着白眼、剥削和压迫；他们内心迷茫而麻木，自己不知道如何抗争而且也没想过抗争，而是以内讧、欺负更可怜的来转移心中的愤怒，最多不过痛殴班长一顿后离职；但徐征也不愿意显得太不合群，因此有一次当一工友喊其去“叉子”时徐峥就没有推辞。
他们是在一那工友的家里去“叉子”的：玩的人除了朝夕相处的硫化兄弟外还有两个三四十岁模样的人，据说是那工友的什么亲戚。
大家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嘴里开始骂骂咧咧；甩牌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有的甚至站到了椅子上。
那个四十岁模样的人“手气”比较好;徐征感觉其一直在赢钱。那人越玩越开心，便抖开了话匣子，天南海北，最后扯到了自己开的小密封件厂来。
“我这个厂这么红火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们公司的周副总、柯副总都是我‘把子‘（好兄弟的意思），我们经常一起喝酒的。我很多客户都是他们给介绍的，很多技术资料都是他们给的，泰鼎有的专利都给了我呢！”
“不会吧？”徐征很是惊愕。
“怎么不会，我现在很多大客户都是他俩介绍的，以前都是泰鼎的客户呢！哈哈！”
“突击实验”被迫中止没多久，泰鼎公司的“上面”又一拍脑门想出了个更馊的主意：说是硫化工一个星期换次班过于麻烦，不便于“上面”进行调度、管理，要变成一个月换次班。不用说的，“换班实验”又选择在”老根据地“——第一车间进行。
这下次徐征的甲班就更是首当其冲了：甲班正好即将由白班转为夜班，一个月的夜班。大家都知道连上一个月的夜班意味着什么，但反抗是没有用的，硫化工必须遵从的是“三服从“——彻底服从，绝对服从，完全服从（第一车间经理语）。
从此徐征他们就天天晚上十一点半跑来接班，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再回去，披着月亮来迎着旭日归，过着完全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