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上。
张家祥先生提到了他的尊师，华夏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钰哲院士，那部分内容令徐云至今难忘。
张钰哲院士出生于1902年，第1125号小行星中华星就是他在1928年时发现的。
1950年时候。
张钰哲院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并且开展了小行星轨道测定。
可当时别说超算了，国内连普通的计算机都见不着半个零件呢国家要到六年后才会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且在老大哥的援助下得到了M3型计算机的相关资料。
直到1958年。
国内才制造出了每秒30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所以在50年代，张钰哲院士和李珩先生组织了一批七十多人的团队，靠着肉眼去计算、分辨观测记录。
1950年啊那个时间点的大环境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当时新华夏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的钱袋子紧巴巴的。
别说科研了，甚至连大典上的飞机都不够数呢：
大典上只能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其中有9架P-51来回飞了两次。
所以那个时期，张钰哲院士他们是没多少经费去拍摄相片的因为底片很贵。
他们分辨的观测资料主要来自老大哥，老大哥当时和咱们关系还不错，三年内传了7000多份观测记录。
数量确实不少，但这玩意儿有个很麻烦的地方：
它们都是扫描版，辨识难度和原件完全是两个概念。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
张钰哲院士他们咬着牙去推导公式，然后按照差值去比较观测记录。
最终在50-54年之间，他们发现了40多颗新星，为华夏的天文学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肉眼对比是一种很原始、很无奈、甚至可以说很‘蠢’的方法。
但在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也是唯一可用的一种选择。
1950年如此，1850年亦然。
随后徐云深吸一口气，继续做起了校对。
只见他重新拿来一张纸，飞快的按照之前的计算过程动起了笔。
“[email protected](x，y) 2.4645*x^2-0.8846*x*y+6.4917*y^2-1.3638*x-7.2016*y+1”
一分钟后。
徐云看着面前这张编号为1111的档案偏差值，眉头微微一皱。
根据档案袋上的备注显示。
这是一张1846年7月份，格林威治天文台拍摄下来的观测图像。
通过银道坐标系记录，有两张同样是黑白照的佐图。
理论上来说。
这张观测记录的坐标差，应该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的还是以之前举过的从魔都偏到津门为例，正常观测记录可以确定的偏差值是魔都与津门之间的城市经纬度差，相对比较宽泛一点。
比如有可能是松江到津门，也有可能是崇明岛到津门，只能确定具体的城市。
而这张观测记录的精确值却很高，可以确定是从魔都静安区到津门武清区，顶多就是街道分不太清罢了。
但徐云计算出的数值却和档案偏移的轨迹难以互补，大致就是跑到了浦东那边
见此情形。
徐云犹豫片刻，还是将它分到了移动轨迹明显的分类里。
或许是坐标系录入的时候有问题吧。
毕竟19世纪对于坐标的记录还是有些原始，多半影响不大。
就这样。
时间继续流逝。
七点半
八点半
九点
九点二十
三个多小时后。
约翰·彼得·古斯塔夫·勒热纳·狄利克雷放下手中的笔，说道：
“银经偏差值0.78124229号档案移动轨迹明显！”
说完话。
他下意识便又抽出一张演算纸，准备进行下一次计算。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
这次他身边的助手没有再报出坐标，而是语气有些激动的说道：
“狄利克雷先生，所有观测记录都已经计算完毕了！”
狄利克雷闻言一愣。
旋即他猛然抬起头，看向周围。
果不其然。
现场所有的同行此时都已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