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制大明的地方官员，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朱祁钰暗暗挠头，弄不好云南、贵州的土司造反，就是那帮文臣武官一顿瞎搞整出来的。
八成是他们过于强势，把土司老爷们的心态搞炸了。
中枢还没飘呢，地方上的官员先飘上了。
朱祁钰向李赞问道：“要不禁止任何文臣武将跪拜上官吧，违者重处。”
李赞被问懵了，堂堂大明天子，竟然和一个小小都给事中有商有量地说话。
这次朝会，六科都给事中罕见地被叫了过来，也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李赞壮着胆子回道：“微臣以为，还应禁止官员之间迎来送往，并增加巡按御史的人数与权利，以增强对地方的监督。”
朱祁钰闻言，陷入了沉思。这话有道理，地方的权力需要制衡。光是总督、巡抚与三司主官，还不够。大清就是因为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导致总督、巡抚权势坐大、能以制约。
于是朱祁钰又问道：“爱卿以为每省设多少巡按御史为宜？”
这话李赞不敢答了，再这么喧宾夺主，回头吏部堂官该给自己穿小鞋了：“启禀圣上，微臣以为，此事应由阁臣与吏部合议，非微臣所能妄言。”
朱祁钰点点头：“就依爱卿所言，内阁与吏部议一议，然后再陈奏。
另外，以后小朝会，六科都给事中也可以来参加，不用我每次都特意召唤了。”
在这个问题上，朱祁钰和李赞恰巧所见略同了，李赞的着眼点是地方，而朱祁钰则盯着中枢，想要稍稍限制一下六部的权力。
具体办法，就是提升六科都给事中的地位，以此加强对六部的监督。
这要形成永久制度，以免将来出现幼主，被权臣夺走权力。
别看大明朝廷有多方制衡，设计的非常严密，但只要一出现幼主、弱主，就总有些大臣跳出来搞事情。
前面的大奸佞三杨就不用说了，做的事情令人发指。
后面还出了个张居正，趁着万历年幼，与李太后、冯保组成了铁三角。
这位张大首辅，借用考成法，将六科言官纳入了内阁直接控制。他当时倒是痛快了，但皇权被狠狠地踩了一头。
可怜万历，本来在收回皇权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极大阻力，张居正一顿疾风骤雨般的改革，美名他全部自己担了，改革的弊病则统统扔给万历去擦屁股了。
有了李赞抛砖引玉，户部尚书沈翼也站出来奏曰：“圣上，按例，各处巡抚官每岁八月赴京议事，今饥民俱待赈济，及钱粮未完、盗贼未息，请暂免赴京应议之事，令具奏本以闻。”
朱祁钰摆摆手：“我知道这事，以后改一改，巡抚派出去，就在地方踏踏实实好好干，不要每年回京议事了。
山东、山西的巡抚还好一些，你说云南、贵州的巡抚，年年颠簸五千里来京师，再颠簸五千里回地方，这不是有毛病嘛。
如果巡抚赴京议事期间，地方发生了叛乱怎么办？
而且我们的疆域越来越大，文官到安南、缅甸这些地方去，本就容易水土不服，还来回地折腾人家，除了让人少活两年，毫无意义。
免了吧，这个制度废除了，有什么事情，写奏本就好，这世上没那么多在纸上写不明白的事情。”
吏部尚书何文渊问道：“圣上，那地方官员的朝觐考察呢？”
朱祁钰大手一挥：“也免了。”
从洪武朝，朝觐考察制度就已经确立，外官三年一朝，轮流进京述职，接受吏部考课，最后以皇帝名义给予奖惩。
太祖规定的是朝觐官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但实际执行起来，没那么严格。
还有不少官员会提前出发，一路上游山玩水、走亲访友。
这其实是对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朱祁钰早就想废除朝觐考察制度了。
而且对地方官员的考察，由巡抚、巡按负责即可。
非得进京考察，也只是流于形式而已。
比如一个知府，他进京了，到吏部了。吏部问，你三年政绩如何，你都做什么了。
就对着一张桌子，伱问我答，能了解到啥。一番问话，就能评价出这知府在地方的政绩好坏？
而且吏部面对的是天下朝觐官，乌泱乌泱一大堆人，吏部官员怕是连人都认不全，哪有能力一一甄别地方官员的政绩。
同时，还是那个弊端，在朝觐制度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地方数月没有主官的情况。
何文渊被皇帝吓了一大跳，皇帝一句‘也免了’，吏部的权力就消失了一小半，这可真是祸从口出。
朱祁钰知道何文渊在想什么，又补充了一句：“以后，吏部文选司下面，每省对应三名主事，派驻地方，专门负责考察官员。
都察院下面，对应每省增设三名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