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大星童年生活遇上特殊年代
李大星是1965年农历12月26日出生的，生他的时候都快过春节了，那天偶尔能听见夜空中稀稀拉拉的鞭炮声。李大星两岁的时候，由于家里穷，就连2元钱一个的纸喇叭也买不起。西面邻居家里是老日子，他家门后面的墙上安装了一个纸喇叭，用电线连接起来的那种，可以定时收听县广播电台广播。还能通过转播收听到北京毛主席的声音。
这种纸喇叭是以厚度不到1mm的特殊纸张为主要材料，只需用两张纸，在上面用金属薄膜当电极，并在中间夹入一层带静电荷的振动膜，声音的电子讯号在电极所产生之电场，让振动膜产生吸引或排斥，进而压缩空气产生声音。
那时候，纸喇叭的播音时间是早晨5点55分到8点，中午11点55分到下午2点，晚上6点55分到9点。当时还不到两岁的李大星，每天都会由娘抱着他去邻居学祥奶奶家里听广播，每次都会赶上奶奶家里吃午饭，每次还要吃人家的干粮，时间一长，很不好意思。后来干脆就不去了，而是在外面的胡同里听纸喇叭的声音。
说来也怪，李大星每一次哭闹的时候，只要听到喇叭的声音，就会立马停下不哭啦！静静地听喇叭里的声音。有一次，李大星在胡同里听广播，突然用模糊的话语对娘说：“娘！咱也买个粑粑（喇叭的谐音）不？”，听到大星说这样的话，陈桂兰的眼睛湿润了，抱着大星就回了家。
“他爹，儿子要买个纸喇叭，你去公社广播站问一下，多少钱一个纸喇叭？”李宝林把家里所有的钱凑了一下，共凑了2元8角钱，走着去了公社广播站，买回了一个纸喇叭。从此，每到广播的时间，李大星都会自己听着纸喇叭玩。
李宝林，虽说文化程度低，高小三年级就辍学了，但是，他爱听广播， 爱看报纸，记性也很好，用村里的话说，就是百巧百能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人送外号“李大能”，每天晚上李宝林家里都会有好多人，来家里串门玩。听李大能，大吹大拉。
李宝林经常对村民们说以后我们农村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机器碾子机器磨，电锅蒸馍馍”，还说以后我们的家里会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盒子，在我们的家里，就能看见北京的人。每次说到这话，就会有人说他吹牛，都把牛吹到天上去了。李宝林就会信誓旦旦的说：“不信，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其实，在农村也真的需要这样的预言者，就像神秘的“赊刀人”一样，也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预言的，真的后来就实现了。
有时候，李宝林这些话的时候，就连爱人陈桂兰也不信，虽然说她也认识字，她还是会说丈夫李宝林是胡说八道。李宝林就会对陈桂兰说：“你相信，到时候也会实现，你不相信，到时候也会实现！”陈桂兰的回答就是，无语的翻几下白眼。心里会默默地说，“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天天呱唧嘴，也不嫌弃累······。”
社会的向前发展和变革，这些所谓的预言者，的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有的人会认为是说着玩，或者说是胡说八道。但是，在那个娱乐设施几度匮乏的年代，更多的人会认为这种对未来的预言只是哈哈一笑的玩笑而已，可以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也正是这种玩笑，或许多多少少的会填补大多数村里人空虚的精神世界。使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了一些憧憬和向往。村里人对李宝林的评价是：“人性不坏，好人一个，就是有点爱吹爱拉，况且有时候说的是没有边，没有沿。”
李宝林和陈桂兰的每一次抬杠和生气，从来没有因为别的，就因为李宝林那个爱说话的嘴。李宝林有一样好处，就是无论怎样生气，从来不舍的打我陈桂兰一下。在陈桂兰看来，这是李宝林最大的优点了。
有一次，二人，也不知道因为啥事生气了，可能是李宝林占理的成分多一点，气得他都举起了右手，陈桂兰都闭上了眼睛，等待着一个拳头落在身上，可是半天都没有落下来，等陈桂兰睁开眼睛后，看到李宝林正在用他的右手拧自己的右脸。但是陈桂兰并没有因为李宝林拧自己的脸而罢休，她用她的左手，拧了李宝林的左脸。从那以后，李宝林就再也没有过生气时想打陈桂兰的动机了。
1967年是农历丁末羊年，老沙窝在这一年，也不平静了。村里也出现炮轰和捍卫两个帮派，学校停课，村里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以刘大梦为首的炮轰派，占领了大队部，他们把书记马永山拉到了大队部里开始批斗，并让他站到了一根板凳上，戴上了用白纸浆糊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马永山，十一个大字，开始时只是批斗，站在地上。后来发展到一天批斗两次，让他站在板凳上。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用棍子打了马永山的腚，吓得马永山放了个屁。刘大梦就说：“好啊！马永山！不服气是吧！给我狠狠的打！”只打的马永山尿了裤子，才肯罢休。那次，开完批斗会，离家二百米的路程，走了半小时才回到家。回到家，老婆心疼的说：“孩子他爹！咱不当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