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训练阶段的服装消耗很大，先用简易版本顶一顶符合节约建军的宗旨。”企划院代表戴谐在军务总管庭的会议上就付三思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上的回答。 付三思对日本人没什么特殊感情，但是现在日本人是他手下的兵，要士兵出去卖命，起码的荣誉感和温饱还是得有的――至少不能和国民政府一样穿得像个叫花子。 抠门如阎老西转世的企划院更则关心怎么能多省一些布料。发到训练营地用的军服干脆连短裤的裤兜也只保留了一个，治安军的绑腿也简化成了本色的帆布条，不像伏波军是整体式的，穿着绳可以快速收紧。将来济州岛的移民主要就是通过绑腿的颜色来识别，白绑腿的是治安军，灰色绑腿的是伏波军。 日本兵们对有裤子穿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除了经常因为忘了系文明扣挨耳光。 治安军的上衣是新款式：澳洲雇主俗称“苏式套头衫”，紫川自然不可能知道这个“苏式”到底是何方神圣，朦朦胧胧觉得似乎某次中秋节听某个懂文墨的华商提到过类似名字，对此伏波军官兵也有类似的看法。后来的许多地摊军事文学杂志里就以讹传讹的把种制服的起源说成了是苏州传来的。 实际上联勤总部推出这款制服只是因为这一年来服装厂忙不过来，机械厂没有开发出钉扣机和锁扣眼机，缝扣子开扣眼太费工时。制服改成套头式的就可以把原来的5个扣减到2个。 虽然是偷工减料，不过推出的试用版却广受欢迎。甚至伏波军也很欢迎这个改动：第二次反围剿之后，伏波军提高了训练强度，紧急集合加长途拉练成了家常便饭，士兵晚上睡觉之前通常会只解开两三个扣脱下，以便半夜一听吹哨套上就走。 但是这种套头衫最终却没有广泛装备，陆军的元老军官中对套头衫的抵触情绪极大，以至于主持这一制服改进工作的联合后勤总部副部长索普被人骂成“死不改悔的黄俄”。索普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连连喊冤――其实自己最崇拜的明明是美军。由于反弹太强，加之套头衫式军装还存在有其他的弊病，最后联勤总部决定只给予“1631式国民军常服”的编号，装备给国民军和治安军。冬常服就是把短裤换成长裤。 国民军制服的衣兜也只保留了右下兜的一个，因为左肩要挂武装带，保留左兜也没必要，军官服没有两个上袋，只加了一个左臂兜，用来装笔。 伏波军第一代服装是靛蓝的，众元老自己扛枪拉了几回练，都抱怨深色衣服太热，于是陆军很快改为灰色，海军除了保留蓝色的旧款制服作为冬装之外，夏服也改为以白色为基调――其实就是棉布的本色。 由于灰色军装依然是使用植物性染料，颜色的附着度不高，部队在烈日下训练很快就出现了褪色。自从特种联合化工企业制造出来了少量苦味酸，联勤总部就用它试验性的的染了一批咔叽黄的棉布：染料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姜黄，加上少量自制的苦味酸。 不过苦味酸实在太少，姜黄的供应亦不够充分。没法给足够的布匹染色，结果这批布匹就给了治安军制作军服。咔叽黄套头制服、白色帆布绑腿和藤编糊油纸的斗笠盔――这就是治安军的标准形象，不用说实在有点猥琐，特别是士兵的身高基本都在1.55米以下的时候。 每天治安军日本教育队在营地里训练的时候总是引来过路元老和归化民的围观。不但因为他们的形象，海有日本兵每天开始训练之前都要三呼“板载”，于是大家就给他们的营地取了个绰号叫“板载营”。 紫川秀次和三百多名日籍雇佣兵从到达临高起就被圈禁在教育总监部的训练营地里。为了防止这些从不知节操为何物的佣兵闹出什么幺蛾子来，教育总监部方面也加强了警戒，特别是调来得受过镇暴训练的警备连。不过这些佣兵的令行禁止却出乎教育总监部的意料。 日本人不是天然守纪律，而是这些日本**丝们更重视一天三顿米饭和鱼。日本很早就承受到人口过剩的压力：17世纪日本已经有了近亿人口，很早就尝到了生存资源紧张的窘境。多山地的岛国人多地少，加上幕府和大名们极其严苛的剥削：六公四民是常态，五公五民就是仁政了。使得日本的农民过得日子极其艰难，一年到头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大米，靠杂粮勉强度日还吃不饱。即使到了明治大正时代的近现代日本农村，极度的贫困还是折磨着普通百姓。象《阿信》里描写的那样的，雇佣个女仆干一年活只要一袋大米这不还是最惨烈的现象，在一些偏僻贫瘠的山区农村，甚至继续保留了抛弃老年人的习俗。有的地区，除了有继承权的长子可以结婚生育之外，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三郎除非自己外出觅食打工，否则要留在家中就只能如同奴隶一般的为兄长干活换一碗饭吃，不准结婚组成家庭。 17世纪的大量的日本人流出到东南亚，除了天主教徒遭到宗教迫害，解决吃饭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他们有了充足的食物，米饭和干鱼管够。第一次打开训练营送来的装饭菜的马口铁大桶，看到满满的米饭、干鱼和豆酱海带汤，每个日本人都激动的流出了眼泪。紫川紧紧的握着十字架，仰望天空，感谢圣母将他送到了一个好地方。 从平秋盛把这些人带到海南岛，“一人违纪全员受罚”就是他们每天吃饭前必喊的口号。 除了被抓到的要罚，根据平元老殿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