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税的比例提高到了20%之后，征上来的商税，在整个赋税体系之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了。 以前，田赋肯定占大头。现在呢，商税逐年大涨，渐有取代田赋，位居第一之势。 这个时候，玉柱早就开始酝酿的田赋改革，随即提上了议事日程。 前清时期，田赋的征收，主要靠县衙的差役和各地的粮绅，采取的也是定额包办制。 这种税制之下，弊端极大。往往是，朝廷收上一两银子的田赋，县衙的胥吏、差役和粮绅，竟要吃掉五到八两银子的回扣。 前清的县衙，看似官员极少，充其量也就是知县、县丞和主簿，这三人而已。 实际上，越是西部穷县，养的胥吏和差役也就越多。 据玉柱所知，西部最穷的玉门县，总人口才不到一万，县衙养的胥吏和差役，竟然超过了一千。 因为，穷山恶水的地方，往往民风剽悍。衙门的人少了，根本不可能用暴力征收田赋回来。 拉猪、拖牛、抢锅、拆门板，甚至是抢农民之妻卖了换钱的恶事，在中西部地区的穷县里，屡禁不止。 现在，由于商税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朝廷直接管辖的各地警察局也已经完全组建到位了。 基于此，玉柱已经可以腾出手，整理胥吏、差役和税制了。 “皇上，若是陕西、甘肃等西部各穷县，二十亩地以下的农户，一律改为三十税一，则朝廷的岁入就会少一大截啊。”张廷玉一直兼管着户部，税制的改革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税制的事情，事关国本，不可不慎。 玉柱还就喜欢张廷玉主动站出来，和他据理力争。 “衡臣啊，就以玉门县为例，全县不过区区两千户而已，县衙竟然养了一千多名差役。嗯，这些人里边，大多是不拿俸禄的白役。但是，这些人也要吃饭，也要娶妻生子，也要养家糊口，怎么可能白给县衙当差呢？”玉柱端起茶盏，啜了口茶，又说，“西部为何一直很乱，朕看啊，根子问题就是刁吏和恶役，盘剥得太狠了呀。” 财政问题，既是国之大事，又和拉帮结伙无关，张廷玉也敢就事论事。 “回皇上，臣以为，自秦朝以降，历代皆以县治为要。若是骤然动了县治，就怕地方不宁啊！”张廷玉考虑问题，确实比较远。 但是，张廷玉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始终没有跳出秦朝之后的郡县制的窠臼。 如果不是财政收入不够，历朝历代，肯定是想皇权进村的。 之所以选择皇权不下县，就是担心养人的管理成本，比征上来的税，还要高得多。 张廷玉的观念，之所以落伍了，那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八个字：转移支付、宽报严查。 整个陕西和甘肃两省，拢共收上来的田赋，也不过是一百万两银子而已。 在帝国的财政收入之中，压根就不值一提。 别的且不说了，单单是朝鲜进贡的五百万两银子和一百万石粮食，就碾压了陕西和甘肃两省。 实话说，若无外头的殖民收入，帝国内部的负担，怎么可能持续性的减少呢？ 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已经证明了，帝国的内部若想藏富于民，就必然有外面的人，替帝国民众承担必要的管理成本。 前苏联的民用工业品，技术落后，产品粗劣，完全没办法割西方富裕市场的羊毛。 所以，苏联帝国一直以压榨苏联内部的民众为主，只重视军工生产，不注意藏富于民。 三亿苏联人，天天都要排队买面包，其整体消费力，还不如区区一个西德，怎么可能长久呢？ 苏联打的就是七伤拳，军工越发达，民众越痛苦。 时间一长，苏联肯定率先撑不下去的内爆了。 玉柱的税制改革，主要是给西部地区的国民，持续性的减税。 小农社会之下，西部的两省，主要收入不就是从地里刨食嘛。 现在，各地警察局已经组建完成之后，朝廷完全可以做到皇权进村了。 通俗的说，也就是西部地区，少收田赋，甚至是不征田赋，只收商税。 相应的税务缺口，就由朝鲜的贡银和贡米，进行弥补了。 这么一来，西部地区的广大的自耕农，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强制移民实边，事实证明，此路不通也。 即使玉柱借着开国之君的威严，强行把内地的民众迁移到了边疆地区。时间一长，逃人必然众多。 经济规律决定了，西部那块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