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皮笑肉不笑地道，「魏忠贤干得坏事儿还少吗？难道我还缺他这一把柄？再说了，这算什么把柄？一封留中不发的奏疏而已。」 「这大明的题本，须得递通政司转内阁上奏，并备副本送六科，而大明的奏本呢，须得由通政司或会极门抄录副本再送到文书房，文书房再送到司礼监。」 「唯一能例外的是内阁的奏疏，内阁位于皇城东角门，阁臣若想呈密揭，便可以用文渊阁印缄封进御，直接由门隙传递至皇帝御前，不用通过司礼监和文书房之手。」 「按照明朝的惯例，像这种保密性极强的奏疏本来就是留中不发的，一旦皇帝决定将这样的奏疏留中不发，那奏疏上的内容便理应是概不外传的。」 「所以万历朝中后期的很多政治斗争，乍一看起来都莫名其妙，就是因为明神宗将好多奏疏都留中了，书面记录上找不到那种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掐架痕迹，即使当时内阁斗得都恨不得直接上手撕纱帽扯网巾了。」 「那么‘李实诬奏案’也是一样情况，李实的这封空印文书，是从苏杭直接呈递到魏忠贤手里，然后魏忠贤再找人填写的，中间没有经过其他任何一个部门的转接。」 「那我将这封奏疏留中不发，不是应该反而是为魏忠贤打了掩护吗？但凡是没有经过明发圣谕的奏疏，既不会让六科传抄副本，也不会在邸报上公之于众，顶多在皇史宬里留下份底稿罢了。」 启明撇了撇小嘴，道，「宿主，你这么说可就太虚伪了，魏忠贤干的坏事儿的确不少，但是他迄今为止做的每一件事，在既定程序上都是合法的。」 「包括对汪文言严刑拷打、将‘东林六君子’在诏狱中折磨致死以及将熊廷弼传首九边，这桩桩件件，都有明熹宗的圣旨，后世的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历史上对东林党的翻案，一律在明熹宗驾崩之后，封建帝王的统治逻辑就是这样，打倒一个人的主要根据，是他或她在政治上犯的错误，而不是违反某条法律的具体罪行。」 「就譬如说‘东林六君子’被迫害一事罢，明熹宗在天启五年发了圣旨，要‘下杨涟北镇抚司究问前招七次赃私下落’，然后魏忠贤和许显纯大搞刑讯逼供，将杨涟折磨得遍体鳞伤，最后许显纯用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部，使得杨涟当场毙命。」 「这件事如果放到崇祯朝来清算，那么‘明熹宗下旨将杨涟逮入北镇抚司究问’，属于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魏忠贤联合许显纯将杨涟拷问致死’，则属于擅权乱政的阉党罪行。」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倘或魏忠贤被打倒的时候，明熹宗还活着，魏忠贤等人若想要脱罪，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坚持‘奴婢是皇爷的一条狗，皇爷叫奴婢咬谁，奴婢就咬谁’这一口径。」 「只要坚持这个策略，使得崇祯皇帝无法清算明熹宗，那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就只是皇权的执行者，他们‘口含天宪’，治了他们的罪，就等同于违抗了圣旨。」 「所以只有明熹宗驾崩了，他对他发出的所有命令，以及他之前所贯彻的政治路线再也没有解释权了，崇祯皇帝才能尽情地拨乱反正，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大于法’的结果。」 「而正是由于皇权凌驾于法律，为了不去动摇皇权在天下人心中至高无上和无比神圣的地位，崇祯皇帝审判魏忠贤的关键，是他决心将天启朝的政治总路线全盘否定，而不是去辨析是否有完整的证据链条和充分的法律依据将魏忠贤的罪状条条落实。」 「否则，宿主你想象一下，如果在某一个平行宇宙中，崇祯元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的时候，黄宗羲出庭对证，现场控诉阉党对他的父亲黄尊素施加酷刑。」 「不料这时许显纯微微一笑，当着围观群众的面儿说你们去查查天启某年某月某日的奏疏就知道了，结果奏疏拿来一瞧，上面的朱批是明熹宗亲笔批示的动刑记录，那黄宗羲还当得成‘姚江黄孝子’吗？」 「总而言之，这搞政治的，可以犯罪，但不可以犯错，魏忠贤命人伪造李实奏疏诬陷‘东林七贤’，这是犯罪，但他伪造了奏疏后还没诬陷成功，这就是犯错了。」 「宿主你现在这样做，就是正式下了圣旨，把魏忠贤在天启朝犯了政治错误的证据给留了下来，那魏忠贤怎么能不害怕呢？」 朱由校沉默了片刻，回道，「我其实没想那么复杂，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做了，就能救下黄尊素，举手之劳而已，何乐而不为呢？」 启明感叹道，「宿主啊，黄宗羲若是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高低得给你磕一个头。」 朱由校道，「黄宗羲要是因为这件事给我磕头，那不就与他自己的思想背道而驰了吗？我不要他给我磕头，他能帮我回到现代，就是报了我对他的救父之恩了。」 就在朱由校用意念与系统小助手唇枪舌剑之时，王体乾闷声不吭地怔愣了半响，哆哆嗦嗦地将那封奏疏捡了起来，“皇爷还有何吩咐？” 朱由校冷眼瞧他一举一动，摆着手回道，“再没什么吩咐了，只要你们往后能‘一切行动听指挥’，少些自作主张，朕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黄尊素不过一布衣百姓而已，倘或他当真找上门来，你们让底下人不理他不就结了吗？他能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 “听朕的，好好的，别瞎折腾了，东南乃我朝税赋重地，你要是当真折腾得把钱袋子都给捣腾破了，朕还有什么立场保你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