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答道，“总是办事儿的人手段还欠点儿火候，这苏杭织造的管事太监和地方官的关系本就紧张。” “管事太监能扩大岁造定额，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派的税额，有时还得挪用地方税收去弥补这项亏空。” “就譬如说孙隆一事罢，神宗爷要求的榷税，是在每年织造龙袍的定额基础上，再另外收取的。” “那别的地方又不可能单为了一块‘织造局’的牌子就给孙隆重复缴税，那孙隆想要完成神宗爷的任务，就只能让苏州本地的百姓掏钱。” “而他一旦插手苏州地方的税收事务，就必然会与地方官产生矛盾，所以朱燮元会偏向葛成，除了民心所向之外，就是他也不满孙隆的手伸得太长。” “不过这一点皇爷倒是不必担心，皇爷现下要求挪用的这一百万，是皇爷自己从裁衣服的钱里省出来的。” “这本就是苏杭织造的既定岁额，不用苏州、杭州的老百姓另外掏钱，想来也不会生出万历年间的那些乱子。” 朱由校赞许道，“不错，当年神宗皇帝之所以会同意不再在苏州开设榷税，就是想通了这一节。” “当时的应天巡抚曹时聘跟朱燮元也是一个心思，他在奏疏中劝神宗皇帝说，相比于苏州地区数百万的税收岁额，实在不值得为了所得才六万多的榷税而破坏这个财赋重地的稳定。” “那么朕也是这个意思，这一百万挪来用就挪来用罢，千万别横生枝节，在摊派之上再加摊派。“ “朕是缺钱，但李实要是想借机邀功，从苏州百姓身上刮油水，再闹出一次民变来，朕可不会一味地偏向他去，他可别打错了主意了。” 朱由校特意举了刘瑾、李三才和葛成的这三个例子，就是怕百姓遭殃，大明能搞资本主义的就那么一点儿地方，他可得保护好当地的工人阶级和市民阶层，这些人可是他完成系统任务的希望。 其实他觉得明末江南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反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萌芽萌了好几十年都开不出花、结不出果，最后清军一入关，又活生生地给重新埋土里了。 江南的大商人们从纺织业里赚了钱，却不去扩大生产，而是要么把银子搁地窖里存着，要么就去买地当地主，急着让儿孙们考科举得功名。 说到底，还是因为商人群体缺少政治权利，不像英国早早地在一二一五年就确立了《大宪章》，规定了贵族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并严格保障了民众的自由权和财产权。 但问题在于，他一个皇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是既不可能完全放权，也不能竭泽而渔。 他绝不能就为了眼下的这点儿银子去抄江南那些大地主们的家，他得循序渐进，一面把那些大地主们培养成大明的新兴资产阶级，一面得让那些大地主们自觉自愿地拥护皇帝。 这个过程得把控好，起码得等到彻底消灭了满清，他才能放手让这些资产阶级取得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应得的政治权利。 皇帝的两根手指在御案上“笃笃”地敲着，“朕再重复一遍，朕赚钱，是不会像神宗皇帝那样直接从地方上捞银子的，你们少自作聪明。” “对了，忠贤呐，去年你们阉党的那个贵州道御史智铤上疏说熊廷弼在狱中布散刻揭的时候，一并把徐光启也给弹劾了。” “非说那徐光启是‘练兵孟浪，误国欺君’，于是朕就命徐光启冠带闲住了，咳，这徐光启现在在哪儿呢？” 在明朝官场中，“冠带闲住”和“削籍为民”在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 “冠带闲住”是指某位官员的职务被免掉了，但其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还在，他在闲住故园时还可以穿着相应级别的衣冠参加社会活动。 相当于现代公务员的“免职”，差使没了，待遇还在。 因为“官身”和“官职”不一样，官职可以经吏部调动、任免，但官身一旦取得，却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即使犯了错被罢了官，但只要功名还在，这些特权就还能继续享受，在地方上还是最有头脸的人物，而且还有免除丁役、遇官不跪、应诉不跪的特权。 官员在遭遇停职或免职之后，隔几年圣上开恩或者朝局变动，这些落马官员还会被收叙任用，也称叙复。 而“削籍为民”就相当严重了。 古代是个身份社会，等级森严，“官”与“民”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所以古代士人中进士后，一般说“释褐”，即脱掉老百姓衣服，穿官服了。 取得“官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削籍，就相当于现代公务员被开除公职，受此种处分后，要想复出，是相当的困难。 天启年间，东林党人被挨个斗倒的时候，大部分人受到的处分都是“削籍为民”。 徐光启属于那极其幸运的一小部分，仅仅只是“冠带闲住”，官员该有的特权他都有。 虽然历史上徐光启也是在崇祯皇帝登基后才重返朝堂的，但是即使崇祯皇帝没有为东林党翻案，徐光启照样能吃穿不愁、悠哉游哉地研究他的“西学”。 果然，朱由校这么一问，魏忠贤便答道，“奴婢估摸着……徐光启现在应该正在上海跟洋人一道译书呢。” 朱由校明知故问道，“朕记得，徐光启跟那些洋人交情匪浅罢？” “万历四十四年时，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㴶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图谋不轨，徐光启特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 “其疏中称，‘然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