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这一问可谓是居心叵测。 倘或皇帝答“抓”，那他定会想方设法地将抓捕传谣者一事闹得人尽皆知，让孙承宗百口莫辩，越描越黑。 倘或皇帝答“不抓”，那将来流言蜚语漫天飞之时，东厂可不为此事负责。 李永贞看向皇帝，皇帝手中的动作依旧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滞涩，“忠贤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比东林党棋差一着的缘故了，因为你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咳！朕的意思是说啊，你不懂得利用舆论的力量，这就不如东林党高明，所以你向朕要了七万两银子给家乡修缮一下城池，就被骂作董卓了。” “东林党在辽东不清不楚地花了朝廷一千多万两银子，照样大把的人体谅他们委屈不容易，夸他们是公忠体国，你得好好地自我反思一下。” 魏忠贤见皇帝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再接再励地追问道，“奴婢着实不解皇爷深意，还请皇爷明示。” 朱由校伸过手，慢悠悠地拿起了一把锤子，“朕举个例子啊，就说这李三才罢，神宗皇帝当年增设矿税的时候，你知道李三才是如何直言奏呈的吗？” “‘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真是如挞如鞭啊。” “昔年海瑞骂世宗皇帝也不过如此，但是李三才的官声却比海瑞要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李三才与东林党的首创者顾宪成交好，顾宪成人虽在野，却一直利用东林书院操纵舆论，世人见推毂李三才的都是东林党中的一时名臣，便也以李三才为贤臣了。” “万历三十八年时，内阁缺人，科道建议让李三才入阁补缺，东林党和浙党便由此针锋相对，工部郎中邵辅忠弹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罗列其‘贪、伪、险、横’四大罪状。” “接着，部官御史纷纷上疏，或誉或毁，或劾或救，聚讼交章，汹涌不息，你知道李三才是如何应对的吗？” “他让顾宪成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另一封寄给吏部尚书孙丕扬，并将这两封信的内容另外誊抄了一份，寄给了御史吴亮。” “吴亮因与李三才相交甚笃，便将顾宪成的这两封信附入了‘邸报’，将李三才反对神宗皇帝派遣矿盐税使搜括百姓，上疏极言矿税之害的谏言公之于众，致使朝野大哗，成功将李三才是否入阁的争论引向了全国，忠贤啊，倘或你有李三才操纵舆论的一半本事，你早就是人如其名了。” 魏忠贤一下子明白了，“奴婢懂了，皇爷表面上是驳了李懋芳的奏疏，其实是想将李懋芳的奏疏公布于天下。” “万历年间，百姓苦于矿税，因此对李三才反对矿税之论交口称赞，而如今呢，皇爷为充辽饷而重开商税，那么但凡是要交税的升斗小民，便一定会对辽饷的花费去向议论纷纷。” 朱由校用手中的锤子往凿柄上锤去，这是晚明木匠惯用的一种“打眼”技巧，左手握凿，右手持锤，凿子两边晃动，就能把木屑从孔中剔出来，“不错，这就叫舆论。” “当年李三才用此方法希求入阁，神宗皇帝只能不管不问，缄默以对，既不批准李三才入阁，也不答复对李三才的弹劾奏疏。” “最后李三才连上十五封奏疏请辞乞休，神宗皇帝仍是不理不睬，使得他只得不声不响地自行挂冠而去。” “朕虽恨东林党屡屡以舆情操纵国之名器，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时候，用‘谣言倒逼真相’这一招，确实好用。” 魏忠贤赶忙道，“难怪皇爷在天启三年就削了李三才的官籍，去年又让奴婢烧毁了东林书院。” “既然皇爷发了话，那奴婢便交代下去，往后在民间遇见议论辽饷的，一律不抓不问，皇爷以为可好？” 朱由校放下锤子，挥了挥手道，“你看着办罢，嗳！你们都说小民无知，朕却不以为意，老百姓对政治冷感，也不在乎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是忠是奸，这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即使知道了其中的是非黑白，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可即便如此，一旦当他们遇到切乎自身利益之事，也一定会尽力为自己发声。” “所以当年海瑞去世的时候，才会出现南京城万人送葬的场面，‘物不平则鸣’嘛，百姓又不是牛马猪狗，不要总是刚听民间议论了几句时政，就说他们是在传谣造谣，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李三才当年能让百姓都站在他那一边，除了矿税确实盘剥太狠之外，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内廷总是一味堵塞言路，使得李三才为民请愿的奏疏上不了邸报。” “所以后来邸报上出现与先前官方渠道截然不同的言论时，立刻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李三才可恶归可恶，但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深思的嘛。” “要朕说呢，这朝廷的赋税，既取之于民，自然也应用之于民，百姓的确比朕更有权知道赋税的去向，那朕又何必藏着掖着呢？让百姓监督朝堂诸公，朕也能做到。” 魏忠贤从善如流地道，“皇爷真是天纵英明，这世上的事，果真没一件是皇爷解决不了的。” 朱由校摇头笑笑，忽然转了话题道，“对了，这袁崇焕不是辽东按察使吗？他好不容易打了个胜仗，怎么不为自己上奏表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