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胡理想就说：“我们虽然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是希望大队和生产队还要想到我们的情况：我们是离开家、不会做生活，不会做农活的年青娃儿，希望队里要有人专门帮助我们，指导和教育我们。”
长锁就把他说的要点记在笔记本上，接着下一个洪文华说：“我和蔡宏斌一起做了对不起社员的事，希望队里干部和社员们不要把我们看作是游手好闲的人。”
朱家铺的熊彬英说：“我上次下雨天，夜里因为上厕所闹病了，感谢翠英婶帮我料理，感谢队里安排关兴他们把我及时抬到卫生院去看病。”
关春红说：“我们队里干部对我们几个知青，就像自家娃儿一样看待，我们大家都从内心里很感动。”
三队的队长听了知青们的发言，就想到了自个儿队里的问题，说：“大队把五个男知青放到我们队里，是对我们三队的信任，但是我们对上面的政策和要求领会得不好，认为只要给他们房子住，给他们提供生活用品，能安排他们做事就行了。经过这几个月的事情，我感到我们完全是没有尽到的责任，我们以后也要把知青当做我们的娃儿一样看待。”
长锁听了，就觉得大家都说得很好，因为他是从朱家铺来的，朱家铺是怎样对待四个女知青的，他心里很清楚，就要翠英说说朱家铺的做法。
翠英就按照长锁的要求，把朱家铺村从接待四个女知青的第一天说起，如何安排人专门打扫卫生，如何帮她们安置床铺，如何教她们做第一顿饭，如何安排年纪大的妇女社员教她们做一个月的饭，如何组织她们整菜园、种菜，出现了问题又是如何帮她们一点点解决的。虽然翠英讲的是实情，但是在三队的干部听了，就像是在做经验介绍一样，一边听还在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
长锁看到会议上大家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有人没有到，但是到了的人都能围绕会议的要求说，我听了很受启发。”
接着就翻看着笔记本说：“我想我们以后要做好这样几点：一是队里要把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像对待我们自家的娃儿一样解决好；二是队里要专门安排好知青生活和生产的老师；三是凡是过年、过节要安排好知青们探亲、留守的事情；四是生产队要及时把你们发现了、又不能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想了想又说，“我们生产队、大队也要想些怎样发挥知青们的作用的办法，让他们的特长发挥出来。”
知青们听了就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翠英在旁边感到心里很高兴，因为她对女知青们的关心，得到了知青们的认可。也认为长锁说的最后一点很重要，他们这些知青都是读了中学的娃儿，如果有哪个能像让关兴做事一样，有人引导着做，那这些娃儿们不就有了奔头了吗？
想到这里，翠英就接过长锁的话说：“我感到朱支书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们回去以后要向队长建议：在队里社员大会上，让知青们教我们社员唱革命歌曲，还可以教社员家里没有上学的孩子认字。”顿了顿说，“其实，知青们劳动不是主要的，他们只要学会就行了，就像朱支书说的，如果他们把特长发挥出来，就比在队里种田更有效果。”
大家听了翠英的发言，都鼓起掌来。长锁说：“如果是像翠英同志说的那样，我们两个队里的知青就成了宝贝了，其他队里没有住知青，他们还会羡慕得不行呢！”
最后长锁就要求八个知青留下来，大队部准备了中午饭的，一起在大队部吃饭了再回生产队去，主要是弥补上次中秋节大队的失误。
后来公社专管知青安置工作的知青办公室来人，了解大队落实知青政策的情况，前进大队的做法，当场就受到了知青办主任的肯定，并说要把前进大队的做法汇报上去。
这年的秋季，公社按照上面的要求，把原来的公社中心小学办成了第一所农村中学。关和他们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被贫下中农推荐的学生，老师也是刚从中学毕业的、回乡知青当中选拔的。开学一个多月后，旺生也就是朱长学，也被选拔到公社中学去教农业技术这门课了。
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就由长恒接手开，关兴就按照文迎队长和他姆妈的要求，在每次开社员大队前，都请一个知青给社员教唱一支革命歌曲。长恒特别积极，因为以前他就恨自己没有上学，就怕跟这些读了书的知青们在一起说话，现在他也参加了队里组织的、没有读过书的、大小娃儿们的扫盲班。这些知青就是他们的老师，好多社员还请知青到他们家里做客，有时候遇到两家同时请，知青还要分开去的情况呐。
过了一段时间，上面要落实五七指示的精神，大队也要扩大办小学的规模，要动员社员家里没有把娃儿们送到学校的，都把娃儿们送到学校去。这样一来，学校的校舍就少了，老师也很缺。大队就要求朱家铺和三队，把知青中做事认真，表现好的知青推荐到大队小学去教课。首先推荐的就是胡理想、熊彬英、胡丽芳三个人，虽然他们去教课也是大娃儿带小娃儿，但是对于没有选上的其他知青来说，就有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