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凌与韩增都留在了军中。
刘据让韩增暂行司马之事，自然要留在建章营中，不过这只是刘据的意思，而并非刘彻的任命，因此暂时也只是虚职，充其量也就是刘据的个人顾问。
而韩凌则暂时安排在了和亲队伍中，与刘细君待在一起。
毕竟刘据此行可是出来自立的，出入带着个女眷，还安置在全是男子的军营之中，非但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带来的影响也不怎么好。
现在的刘据和以前只想被废时不一样了，还是需要以身作则，方才能够服众。
至于洞房的事。
刘据倒也不是不想，而是觉得还不到时候。
虽然韩凌应该不会介意，但刘据还是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正式的婚典和名分，而不是不清不楚的野合，毕竟这个时代还是比较看重名正言顺的，否则日后可能成为她与韩家遭人置喙的黑历史。
然而得知此事的司马迁却不这么想。
他将此事视作一桩美谈，已经下定决心记录下来，在自己未来编撰的史书中大书特书，甚至有心再开一個列传，就叫做“烈女列传”。
四千里寻夫，生死与共，沙场定情。
这是多么唯美的故事啊！
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希望多了解一下两人的往事，至少从刘彻赐婚开始，逐步解析两人的心路历程，顺便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增添几分家国情怀元素，让这个故事完全超越男欢女爱的世俗境界，说不定可以传唱千年。
史书未必需要太过严谨，也可以兼顾一下艺术性嘛。
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司马迁坚持认为自己的辞赋天赋更加突出，决不能浪费了自己的艺术细菌。
至于父亲司马谈的严谨要求，许多时候都在束缚他的发挥。
这也是司马迁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因为之前编著的部分内容，已经全部被司马谈给焚烧了，还大骂他不尊重事实，侮辱了史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但司马迁却坚持认为，是父亲司马谈不懂独属于史官的浪漫。
先秦时便有许多只专注记实的史官和史书，除了被秦嬴政焚毁的六国史书，又有几部流芳百世，为人们所传唱，或有几个史官留下了姓名？
不能为人们所传唱，不能脍炙人口的史书，终究会被人们遗忘，无法长远留存。
而经过了一定艺术加工的史书，才是人们爱看的，才是受众最广的，才有可能被人们口口相传、津津乐道，顺便也就记住了穿插于期间的真正存在过的历史，记住这部史书，记住编撰史书的作者。
如果刘据知道司马迁有这个想法，或许也会感叹司马迁悟性过人，居然这么早就领悟到了“新闻学的魅力”。
所以司马迁知道。
他真正能够编撰史书而不受影响的时候，应该在父亲司马谈过世之后，否则他写多少，司马谈就会烧多少，不过是空费精力、笔墨和竹简罢了……
这可不是不孝，只是理念不同，不与为谋罢了。
他又没有公然忤逆父亲，今后厚葬和守孝也绝不会打折扣，而且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光宗耀祖。
这难道还不是孝子？
……
数日后，大军顺利抵达玉门关。
众将士先在玉门关休整几日，指定出征安排和粮草供应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粮草供应的问题，毕竟就算最近的楼兰国，距离玉门关也有一千六百里的距离，并且途中还大多都是荒凉干旱的无人区，补给才是重中之重。
据王恢介绍，他们此行还要经过一片被称作白龙堆的区域。
此处可不仅仅是无人，而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极目四望，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绝境，经常有整支上百人的商队因迷路或补给断绝而死在途中。
许多年下来，这些商队已经达成了共识。
倘若有人不幸陷入困境，一定会尽力在死前朝向正确的方向躺下，以遗体为后来者指明方向，而后来者见到这样的尸首，也不必将其入土为安，只需施礼祭拜表达敬意即可。
好在王恢的经验还算丰富。
他已经有多次成功穿越白龙堆的经验。
诸如利用骆驼寻找绿洲，烈日下行军用牛皮包裹马蹄，可防止马蹄灼伤，尽量昼伏夜行之类的方法提了很多，再加上前不久刘据搞出来的“指南针”，也将行军途中迷失方向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至于攻打楼兰的方式。
赵破奴则提了自己的意见，他根据王恢对楼兰王城那城池不大、城墙不高，王城内王族和贵族不上千，大部分居民、军队和商旅都在王城外围，以石楼为家拱卫王城的描述，认为可以像此前霍去病突袭匈奴王庭一样，以少量轻骑发起突袭，打楼兰国一个措手不及。
这正是赵破奴在历史上使用的战术。
那次他便只带了七百轻骑突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