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刘千鹤，母亲给取的，今年七岁。
七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在野鹤镇的一家小医院出生。当晚，父亲喝了很多酒，在来看我的路上和路人发生了争执，竟被打成重伤，送到医院后一度被下达了病危通知。所幸，最终还是抢救过来，父亲活了下来，然而右手和双腿都失去了知觉，余生只能在轮椅和床上度过。
由于祖父走得早，父亲是祖母一个人带大的。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爱子如命的祖母便整日以泪洗面，对于刚刚出生的我也漠不关心，没多久便因脑梗而离世。
我的母亲为了养活我和父亲，除了镇上服装厂的工作外，还要多打两份工。没日没夜的操劳让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时候连抱起我都十分吃力。但即便如此，她也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没有半句怨言。
母亲外出时，清冷的老房子里只剩年幼的我和失魂落魄的父亲。平日里，父亲经常呆呆望着窗外，一言不发，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有时我们四目相对，即便是幼小的我，也能从他的眼神中读出满满的绝望和无奈。
但是母亲和我说过，出事之前的父亲和现在完全判若两人。正是因为他的善良和体贴，才最终从其他追求者之中脱颖而出，俘获了我母亲的芳心。
从小到大，父亲从未叫过我的名字，甚至都不愿正眼看我，仿佛是我的出生造成了家里如今的局面。
不久后，又是一个朔风凛冽的冬夜，父亲抱着厂里颁发给他的模范员工奖杯，在无尽的痛苦中辞世。
在父亲的葬礼上，不知为何，我的内心异常平静，直到亲戚们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真是个灾星。”
“听说那个时间段出生的人会给身边人带来厄运”
“家门不幸啊。”
“这个小孩不知道还要克死多少人”
七岁的我，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何要把我称为“祸害”。我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而母亲只是慢慢蹲下来，紧紧地抱住我，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没事，还有妈在。”
守完丧后，母亲带着我离开了刘家，住到了服装厂的员工宿舍里。这里的叔叔阿姨对我特别好，他们的孩子也愿意和我交朋友，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
我依旧记得，有一天我的好朋友阿力在我面前拿出了一个“奇怪”的食物，还告诉我这个东西叫蛋挞，是他哥哥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一般人是吃不到的。
于是，我好奇地问他能不能给我也尝一口，但是被他果断拒绝了。最后，“吝啬”的他只给我用手指头轻轻沾一下表面的蛋浆尝尝味道。
“好吃！”
我第一次对食物产生了迷恋，在此之前我以为它们仅仅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等我回过神来，阿力已经把蛋挞吃完，一脸满足地打着饱嗝。
我哭着跑回了家，不停央求着母亲给我做一个蛋挞，完全不顾她在刚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是否已经疲惫不堪。
面对我的无理取闹，母亲也只是笑着答应了我。可她哪会做什么蛋挞，便照着我可有可无的描述，在锅里打了两个鸡蛋，加了两勺糖，给我炒了一份有点焦了的“蛋挞”。
母亲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一边摸了摸我的头，让我赶紧尝尝。当我用筷子夹起“蛋挞”，咬了一大口之后，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在我的嘴里回荡。我知道，它和真正的蛋挞相差甚远，但是看着母亲满脸笑容，这便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吃，也是最好吃的蛋挞。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我到了28岁的年纪，好不容易攒够钱在镇上开了一家蛋挞店，生意不算火爆但也还过得去。我想，自己终于有能力报答母亲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了。
可事与愿违，29岁那年，我被查出了急性白血病。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天，我一个人在医院的大厅坐了很久，盯着地板发呆，迟迟没法接受这个事实，更想不到该如何面对家里的老母亲。
于是，我便一直瞒着家里人，继续正常地工作生活，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然而没想到病情发展地如此迅速，不间断的发烧和贫血让我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一次次门冬酰胺酶的注射，加上乱七八糟的化疗，使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去市里的大医院治病更像是天方夜谭。同时，由于迟迟没有合适的骨髓配型，我的病情完全没有转机，活下去的希望正一点点消失。
30岁生日那天，没有丰盛晚餐，没有蛋糕蜡烛，也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陪伴着我的只有窗外凛冽的寒风、冷冰冰的病床和憔悴的老母亲。
“我去外面走走，你先睡吧。”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头，随后离开了病房。
望着母亲的背影，我百感交集，随后拿出了藏在枕头下的纸和笔，写下了遗言：儿子惭愧，只能等下辈子再给您尽孝了，下辈子还要做您儿子。
写好遗书，我闭上了眼，不知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