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在反对什么？其实他在担心新政在剧烈的冲击下化为乌有，一如王安石变法，如果张居正的新政崩溃了，大明的新政就会墙倒屋塌。
王崇古在提醒陛下，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实现的，大明的行政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权力，没有那么的神秘，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下的‘实质权威’就会越多，掌握信息不够清晰，对下就只有‘形式权威’，由于信息的复杂，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类的事务界定的边界模糊，所以才会出现高度人治的‘一把手负责’制度。
在地方，是巡抚对主要大事一体负责，倭患虏入民变，在朝廷，就是皇帝对大明的兴衰荣辱一手负责。
而一把手承担全部责任就会出现专权，而专权就是权力，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实质权威、导致一把手负责，催生专权，滋生腐败，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或者说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没有人可以逃脱，大到国朝，小到商行、商帮、工坊、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当下大明很少有女工，那么家庭中所有责任都由丈夫去承担，家庭的一切生活开销、子孙后代读书识字、家族的开枝散叶等等，妻妾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信息了解模糊，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才会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这也是妾室、外室当牛做马，名为伴侣实为奴仆关系的原因。
而正妻至少拥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可以对妾室外室生杀予夺。
王崇古必须要说服对下积极了解信息、已经形成实质权威、大明兴衰荣誉完全肩负、有能力有实力负责、拥有完整皇权的陛下，否则还田法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起来，大明必然千疮百孔。
王崇古在大声的告诉陛下，大明现在没有基层组织，还田疏根本无法实施，政策是需要人去实现的，不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袖手空谈政令，是水中月镜中花。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得对。”朱翊钧对王崇古的意见是十分认可的，大明皇权不下县，在国初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时光荏苒，基层组织架构的彻底瓦解。
大明的基层建设就是里甲制，在里甲制的基础上，有了黄册和鱼鳞册，里长、粮长、驿卒，就是大明的基层组织架构，这一套已经被完全破坏，里长被富户取代，而粮长成为了苦役。
粮长，洪武四年起，纳粮1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大户世代为粮长，征收和解运田粮，且要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催办粮差。
这在最开始是个优差，毕竟掌握权力，就可以中饱私囊、为祸乡里，可是随着官田减少、百姓逃亡越来越多、兼并严重，粮长催办粮差，收不上来的税，就只能由自己赔付，变成了苦役后，粮长也开始逃难。
大明的基层组织，彻底瓦解。
大明现在催办粮差，多数都是由县衙的户房找人挂名粮长派出，而后带着充斥着三教九流、来路不明的衙役们，武装催收，而百姓们则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武装抗税，这种斗争一直在大明上演。
所以，地方和乡贤缙绅们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配合纳税给朝廷交差。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纳粮，所以就只能为乡贤缙绅们大开方便之门，清丈，大家都还能够接受，确定地籍所属，偷税漏税的实在是太多，大明财用大亏，朝廷下了考成，要搞清楚有多少地，在谁手里，这说得过去。
（基层架构）
王崇古说的是有道理的，还田法最后要落到乡野之间，还田法的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它让地主富民、乡贤缙绅们自己割自己的肉，喂给过去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予取予夺的百姓，乡贤缙绅又不是割肉喂鹰的佛祖菩萨。
多数的乡贤缙绅，其实就是恶霸，为祸一方，砖瓦匠给他家修个房子，还要倒找钱，别人路过不扒一层皮下来。
这和当初贾似道搞得公田法失败和局限性是相同的，基层是乡贤缙绅，要让乡贤缙绅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大司徒和少司徒说得对，要等大明京营回京。”朱翊钧对大明基层组织的败坏理解是很透彻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说要一蹴而就，张居正已经划出了三个阶段来，这三個阶段，要用十年、二十年去实现。
大明清丈，跌跌撞撞的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亩。
以《还田疏》为纲领，不断的在实践之中修修补补，完善还田疏，才是践履之实。
朱翊钧颇为确切的说道：“朕从没说过要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它，王次辅多虑了，徐徐图之。”
王崇古再次俯首说道：“陛下深谙矛盾说，对矛盾说造诣极高，人地矛盾的根本矛盾中，一旦点燃，就没有徐徐图之的说法，根本性的矛盾在点燃的那一刻，就是到最激化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