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江南汛期，虽然朝廷已经开始治河，但到现在几年下来，也只能算是开了个好头，几百年留下来的烂坑可不是那么好填的。
幸好大明新朝定都南京，漕运河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民船商行已经完全不走，只有北地军粮和移民人口会走一部分的漕运河路。
而且大部分还不全走，只一部分走大运河，再通过天然内河通渠，去往北方各省府县。更多船运，包括辽东、朝鲜诸地官船商人，都已经开始尝试走起了海运航路。
海运航路也更加快捷省钱，唯一不好就是遇到风暴天气，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但这个概率其实非常低，真遇上那你这运气也只能说真的太“好”了。
地方水患赈灾的奏章送到南京，只是报备请示，实际上地方官衙已经在做，真等到朝廷来下旨，怕是百姓早就饿死不知多少人了。
朱怡炅手上动作批的很快，字也写的极好，都是清一色的“阅”、“可”、“朕知道了”。
期间，还有户部呈递上来，河道总督孙嘉淦找朝廷要银子的奏章。
看着对方一张口，便是百万两的治河银子，朱怡炅不由脑壳发疼：“这个孙嘉淦，找朕要银子倒是要的勤快。”
说归这么说，但该给还是要给，就连内阁的票拟都是尽快批复，防止延误河工。
而且，这孙嘉淦要银子要的也很是时候，每次都是算好了朝廷征解税银的时间，不至于在国库没钱的时候上奏跑来要银子。
可以说，让户部连哭穷的机会都没有，总不能各省税银刚押解入京，户部就没钱了吧？
朱怡炅提笔批复：“户部从速拨下河务工银，不得有误。”
大明新朝对黄河进行人工改道，从现有的工程河道走向，就已经与几百年后的黄河有所不同。
几百年后的黄河从兰阳县突然大改道，向北一路冲流山东入海，主要便是在于铜瓦厢的决堤导致。
铜瓦厢决堤，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满清窃据中国以后，便沿袭前明政策，为保漕运，一直加筑河堤，致使黄河北岸河床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初年，黄河的背河面堤高，就已经达到了三、四丈之多，个别地方达到五丈以上。
而且，从乾隆中期开始，黄河河道财政就已经日趋腐烂。上下官吏串通舞弊，河工开支极大。在官方的奏报中虽然难以看出真实情况，但在野史中却有这样的感叹：“嗟呼！国家岁靡巨帑以治河，然当时频年河决，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决口，以图报销保举耳……南河岁修经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上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以供官员之挥霍……竭生民主膏血，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