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二年的开春之际，朱怡炅有了
朝鲜王李昑当初送来的那名宗女公主，在后宫教养几年，今年趁着过年，总算是被皇帝收了。
主要老是不收也不是办法，李昑还以为是大明皇帝陛下不喜欢，年年都在往南京送朝鲜宗女，就连内阁也隔三岔五，旁敲侧击的在奏章里劝谏皇帝，应该以国事为重。
不知什么时间开始，朱怡炅的后宫，就已经成了国事的一部分。
这位朝鲜妃子相比皇帝后宫而言，并不算什么天姿国色，但胜在年轻活力。而且几年后宫教养下来，也已经学会汉语汉字，日常交流起来也不会有甚阻碍。
皇帝纳妃，这么一晚上折腾下来，朱怡炅完败，最后只能扶腰讨饶。
翌日。
难得休息一日的皇帝，重新回归日常办公。
没批几封奏章，便看到乐浪巡抚与平壤知府的联名上疏。
当年被皇帝随手一子闲棋，放在平壤做知府的朝鲜进士朴政，俨然已是将自己彻底“汉化”成了大明朝鲜人。
其与乐浪巡抚这次联名上疏，竟是在奏请朝廷出兵，南下收复“汉四郡”。
汉四郡的辖地可就太大了，甚至都越过了后世的三八线，仅余南方半隅之地，这里也是朝鲜两班大臣真正根基所在。
平壤知府朴政明显是有专门研究过，可能还揣度了朝廷对于朝鲜的心思。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朝鲜爆发了内乱！
枢密院那边暂时还未收到消息，不过应该也快了。
朝鲜内乱的起因非常抽象，那位在明军帮助下登上王位的朝鲜王李昑，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也宣示自己王位的正统性，采取了与历史上相同，甚至更为激进的政治举措。
李昑先是以消弭党争祸患为由，在国内积极采取肃宗时期便提出的荡平政策。何为荡平，即《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但这都是屁话，听听就好。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朝鲜，荡平政策都是王权干涉下到来的新一轮党争。只不过历史上在王权干涉下，朝鲜党争趋于平缓，而且“唯才是用”也为其他党争失败的朝鲜士绅，提供了重新入朝的机会。
要是利用的好的话，就能依靠朝野党争，一定程度上来加强王权。
可问题在于，这个时空的朝鲜，无论政局国情，甚至版图都与另一时空完全不同。
如此还是不管不顾，采取荡平政策，甚至一上来就是更为激进的“大荡平”论，反而让不少被斗败的朝鲜士绅，两班大臣重回朝堂。
于是乎，朝鲜的政局变得空前混乱，原本还只是老论、少论在党争互斗，现在又加了南人、北人，甚至原来的老论、少论中还有丝分裂出了荡平缓论与荡平峻论（老论还分出了南党、北党、东党……不知如何评价）。
朝鲜政局变得一团乱麻，李昑这个始作俑者很快便无从下手，只能先着手改革民政。
然后……他就废除了肃宗朝鲜的户布、口钱、结布等税制法案，改为效仿大明新朝的摊丁入亩。
这作业抄的，朱怡炅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随便乱学的。
历史上的雍正搞摊丁入亩，也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在部分府县试点。而且实际上只是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轻百姓身上的负担，反而还更加重了苛捐杂税。
所以，也别吹嘘什么雍正是好皇帝了，他唯一的贡献就是让清廷的国库赚到了钱。
嗯，仅此而已。
大明新朝的摊丁入亩所以没出大问题，就在于实行之初地盘太小，所以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做出了政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对地主的佃租进行直接限制，防止地主士绅将矛盾和损失，转嫁给底层百姓，从而维护摊丁入亩的正常推行。
这也是在于大明新朝刚刚立国，作为开国皇帝，朱怡炅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想干嘛便干嘛。
朝鲜就这么硬抄，全然没有任何补充政策，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朝鲜的两班贵族也不会允许李昑就这么攫他们的根基。
于是乎，在“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的新政改革下，朝鲜国库的财政收入没有先增加，倒是底层的百姓终于忍无可忍，起兵造反了。
原本朝鲜百姓就承受着官府的横征暴敛和苛捐杂税，这其实也并不能全怪朝鲜的官府与朝廷。
因为大明在平壤的驻军，天天都在找朝鲜索要军粮。明明这些驻军早已不在朝鲜驻扎，而是作为乐浪省的驻军。但朝鲜王李昑和朴文秀为首的两班大臣，却不敢不给。
而且明军也不是白拿，都是给银子买粮的，虽然这些银钱都是从朝鲜的矿山开采，大明只是在矿山建立了铸钱厂。新铸出来的银子铜钱，当天就被运到了汉城，作为明军的买粮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