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大明建武元年。
二月，高其倬署理(暂代)云贵总督。
张广泗则任贵州思州。
高其掉这人很有意思，是个康熙朝就出了名的老好人，为人不喜欢惹事，做事也秉承中庸之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雍正还一度吐槽过这人太过老实，不是个当官，至少是在他手下当官的料。但由于他的云贵总督是康熙擢升的，所以无大错的情况下，雍正也不能随意罢免。
而高其倬的前任叫张文焕，这人可就厉害了，与其他地方的总督不一样，这位老兄可是一路靠着战功升上来的。
在当大同总兵时便跟随康熙三征葛二蛋，屡战屡胜，是个名副其实的悍将。若不是康熙朝早期名将太多，这厮少说也能排上个位次。
这样的人做云贵总督，自然不可能会老实。
张文焕在任期间，上的奏折不是请求增加地方驻军兵力（云贵驻军八万人…），就是汇报云贵地区战略要地的勘察，显然是个不甘寂寞的。
而在他离任才两年而已，云贵地方驻军便刻意激怒当地苗民土司，好在新总督高其倬及时补救，才没有酿成大祸。
当然，高其倬也因为这个让雍正不喜，因为这厮是做出了补救措施，将动乱及时掐灭了，能力的确可圈可点。
但作为老实人的高其倬，为了不让雍正怪罪他，居然妄图把这事儿给盖过去，把雍正着实气的不行。
而另一位贵州思州张广泗，这人可就更厉害了，与张文焕声名不显不一一样，张广泗妥妥的雍乾两朝名将。
包括云贵地区掀起的大规模苗民土司起义，全是这人平定的。
正是靠着这位名将，雍正成功将贵州的改土归流全面推行了下去。
改土归流，这四个字是带着血的。
当然，以上事件正常情况下是要发生在雍正晚期到乾隆初年的，而且还是在于老好人高其倬调走，换了另一个强硬派鄂尔泰。
然而现在，局势不一样了，云贵这边还是走的历史老路，张文焕在任期间刻意挑拨激起苗民对朝廷的恨意。
也不必他挑拔，云贵还有湘西红苗对大清朝廷本就没有多少好感。
这不是因为汉苗间的文化差异，或者说两者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矛盾，全是由大清朝廷一手造成的。
由于清朝不顾苗汉文化差异，一面强硬推行汉化和改土归流，一面又对苗人采取粗暴的防备手段。云贵地方官吏更是横行无度，肆意盘剥和搜刮这些苗人少民。
而苗文化与汉文化间最大的差异恰恰在于“血亲复仇”，这不是常规理解的那种单纯杀人偿命，或者替亲人报仇什么的。。
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苗人青年石满宜被清军杀害，竟直接爆发了乾嘉苗民大起义。
个中原因就在于苗人是以男系组织凝聚家族成员，组成“鼓社、议榔”等社会组织，宗族血亲观念极强，基本就是一家有难，大家相帮。
苗人自身也通过鼓藏节等手段，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为的就是抱团取暖。
在苗人的观念里，村寨就是宗族整体，村寨成员被侵害，那就是对村寨整体的侵害。
这样带来的影响就是，一旦有个别寨子里的苗人被侵害，就会引发整个村寨的应激反应，进而演变成起事。
而又因为宗族血亲的观念，一个村寨起事了，往往其他村寨也会迅速跟进。
从而表现出来的苗民起义，往往都是又快又迅猛，而且抵抗极为顽强，非得损耗巨大才能将其镇压下去。
高其卓这位新任云贵总督是个老好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上任快三个多月了，居然仍旧没能彻底掌握云贵的全部实情状况。
而云贵地方的兵将虽不说拥兵自重那么过分，但也基本不鸟高其倬这个新总督。
高其倬的运气“不错”，清朝强推改土归流曾在云贵引爆过三次苗人大起义，甚至还与白莲教联过手。
这
而高其倬不愿惹事的处事风格又让其不敢擅作主张，惩治这些云南边将，更改前总督张文焕遗留的政策。
于是乎，在两广动荡，东南伪明闹得甚大，北方亦是烽烟四起的档口。
原本该在雍正十三年三月爆发的古州苗民大起义，它提前登场了。
官府穷凶极恶，借筹粮之机大肆敲诈勒索苗人（还有布依族）。不堪忍受压迫的古州（黎平府）八妹、高表、寨蒿等寨苗民在包利、红银的领导下悍然发动起义。
与雍正十三年一样，他们在木头上刻上信号，联络四方苗民，相告“苗王出世”。
靠着宗族血亲的影响力，这波提前了十三年的苗人起义，实力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规模还更大了。
《贵州通志》说：“六厅苗民，群相附和。……妇人女子，群起若狂。”
短短半月不到，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