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区“玩了”两天，林义龙回到了家乡。 不得不说，他父母一辈的相识的同事同学为了自己和家里人的食品安全，开车去乡下承包并耕种的这份休闲，给了他一些启发。 林义龙跟父母关系很好，没什么事儿就给父母打一个国际长途聊一聊，但他却不怎么愿意回国 林义龙是在国内执业过两年的，在这之前还干过移民兼留学中介，但是对那些工作都不是很喜欢，收入也没有在伦敦的收入高，还要顾及每天都要“享受”的办公室政治和与司法机关人员的内耗。同样都是朝九晚五外加长时间加班，在伦敦累身工作范围内却能指望着同事们的支持；在燕京累心工作虽然强度不大，但是却要无论对什么人都要赔笑。 林义龙即将跨入“奔四”的行列，而且仍然保持单身。这在西方国家、甚至是国内很多城市也是十分正常的。从他父母角度考虑，林义龙父母对林义龙的婚事十分挂念也是应当的：按照林父林母的说法，当他在林义龙的这个年龄段，林义龙已经“可以打酱油”了。再不结婚，等林义龙到了四十多岁，事业步入巅峰的时候，就算很成功，老婆也很难娶所以，他每次回国度假的两周时间，需要最少也要赴六七个相亲会，看看有没有接触的可能。 显然，这些候选者都被林义龙给否决掉了，要不然就不会在去那个俱乐部前依然“享受孤独”。最首要的无外乎因为他的经济压力，他的收入从来就没多过，实在没钱供养第二个人。 身在伦敦，又是光彩照人职业的高级助理，他的工资不算低。虽然说好听的是一年12万镑，但那是报税表格上的数字。他每个月的固定薪水大概是6000镑，减去薪金的所得税和其他律所福利的所得税，养老保险的3500镑，还能剩下2500镑，但这还没不算完，他还需要缴纳居住税120镑，电视执照将近26镑的两种必须开销，只剩下2300镑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考虑到林义龙还要缴纳的伦敦交通费和房租以及水电气，每个月的结余几乎是“极度贫困”至于把所得税份额化入每月收入的奖金部分，几乎都被用来购买私人养老金了。 倘若林义龙有不列颠“户口”的话，可以申请各种各项通过退税的税务豁免，豁免额度很客观每月能达到800镑，能让他手头宽裕不少。现在的问题是林义龙没有，凭借他相对微薄的实际收入，实在养不起两个人。林义龙曾详细地给父母解释过这其中的原因，他的相亲数才减少到7个。 第二大理由则是未来志向问题，在他相亲的对象中，绝大多都私下里向他表示过不愿意出国生活，而是希望留在国内，像外出打工的男人那样给妻子寄钱。林义龙总觉得自己接受这样的方式有很大可能会给自己的头发增添一抹生机盎然的翠色，果断地中断了联系。 提出这样的方案，确实有可能不至于让林义龙当场反感林父林母现在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过那是林义龙出国留学后属于林母自己的拼搏，从26岁到了林义龙出国之前这个即将退休岁数，将近30年的共同生活让林父绝对林母是绝对信任的。还没等完全熟悉就要分居两地，那不是夫妻，而是顶着夫妻之名的XX。 这么说吧，林义龙父母为他安排了这么多相亲机会，未尝没有留存让林义龙转换观点，留在国内的表示。婚姻是最能绊住男人手脚的，就如同斯堪的纳维亚谚语所表述的那个意思“我曾经也是xx，直到我的膝盖中了一箭。” 正是为了回避这些根本就不可能有希望的婚姻，林义龙没把这次回国的具体日期告诉他父母，导致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的林义龙，在自家门口吃了一个闭门羹，自作自受。 林父的工作单位离他的家不算近，正好现在是考试期，工作很忙。 林父是林义龙家乡城市的一所学院的教务处主任。上过大学，获得的学位是铸造和焊接专业工程学士。最终被分配到当时还是某国有企业旗下职业学院当讲师，算是这个职业学院变成大专、从大专变成大学学院的见证人。作为老人，又是学科的带头人很自然地获得了职位和收入的提升，然而限于只有大学本科学历，到政教处主任这个职位就算熬到头了，当不成林父一直盘算着的一级学院和二级学院的院长。 教务处虽然是学校的最核心运营部门，对学生来说可能是非常有权力的部门，却也在大学的设置的机构中只能算清水衙门，没法跟管后勤的后勤部和管财务的财务部相比，而且很多工作也需要跟学院和任课教师沟通，能自主决定的东西非常有限。在校领导看来，教务处的工作正适合像林父这样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老教员。与其说把这个职务交给林父是一种奖励和提升，倒不如说是专门留给林父养老的。 林父年轻的时候也有一番雄心壮志，在刚入职的职业学院快干不下去之际，要响应号召“下海”的时候“膝盖中了一箭”，经人介绍遇到了林母。也算是因祸得福，坚持岗位获得了回报。